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忆昔”这个题目,一般地说都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昔日生活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感想。这首诗即分两部分来写。
前两句写初到南郑。从南郑跨越秦岭,出大散关,即临渭河,所以说“出渭滨”。首句写作者当年曾随军强渡渭水,次句写关中百姓慰问宋军,并向他们泣诉在被占区所受到的屈辱,言外之意就是殷切期望宋军收复失地。三四句写在南郑的活动。这两句用“昼”“夜”概括全天活动,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伐准备工作的炽烈感情。
后四句是忆后的悲愤心情。“共道功名方迫逐”,用“大家都认为”功名屈指可待来展示诗人当年的壮志。“岂知老病只逡巡”,用“没有料到”作转折,使前面句句之意急转直下,至末二句则与前半首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他一边抚摸书卷,一边流泪。诗人灯下披览史书,联想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
此诗在章法上,每两句构成一个小的意群,再由这四个链条组成全篇,结构天成,思路精密。语言运用上,作者深于锤炼,比如“壶浆马首泣遗民”,一句三意,写尽了北方遗民的心情。第六句用“逡巡”写眼前,不仅表现了一个“老病”者的行动特征,而且刻画出一个有志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的彷徨心理。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