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诗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饮酒的作用和兴致，是“对酒”的经验和感受。这一层以善于运用比喻取胜。“酒能消愁”是诗人们不知道说过多少遍的话了，陆游却借助于“飞雪”进入热酒即被消融作为比喻，便显得新奇。以愁比雪，文不多见；飞雪入酒，事亦少有；通过“雪”把“愁”与“酒”的关系连结起来，便有神思飞来之感。对着“好花”可助饮兴，说来还觉平常，把花比为“故人”，便马上平添助饮之力，因为对着好友容易敞怀畅饮的事，是人们所熟悉的。通过“故人”，又把“好花”与“空杯”的关系连结起来，便更增助饮。这两个比喻的运用，新鲜、贴切而又曲折，表现了诗人有极丰富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有极高的艺术创造才能，使诗篇一开始就有了新奇、突兀而又真切动人的气概。
“流莺”两句为第二层，补足上文，表自然景物使人“对酒”想饮之意，并下层作过渡。“流莺有情”，在“柳边”的“春风”中啼叫，承接上文的“好花”，显示花红柳绿、风暖莺歌的大好春光。春光愈好，即愈动人酒兴，写景是围绕“对酒”这一主题。这一层写景细腻、秀丽，笔调又有变化。
结尾四句为第三层，从人事方面抒写“对酒”想饮之故。第一句写自己的一段经历，慨叹年华飞逝。第二句不怀念首都的权贵，而只怀念失意纵饮的“酒徒”，则诗人眼中人物的轻重可知，这些“酒徒”，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故人”。身离首都，“酒徒”、“故人”转眼成为“衰翁”，自然诗人身体的变化也会大体相似，则“衰翁”之叹，又不免包括自己在内。“酒徒”中不无壮志难酬、辜负好身手的人，他们的成为“衰翁”，不止有个人的身体变化之叹，而且包含有朝廷不会用人、浪费人才之叹。这句话外示不关紧要，内涵深刻的悲剧意义。这两句在闲淡中出以深沉的感慨，下面两句就在感慨的基础上发出激昂的抗议之声了。“九环宝带光照地”，写权贵的光辉显耀；接下来一句，就用“不如”饮酒来否定它。用“留君双颊红”写饮酒，色彩绚丽，足以夺“九环宝带”之光，又与“衰翁”照应，法密而辞妍，既富力量，又饶神韵。
全诗抒情明快优雅，节奏自由流畅。起句以愁比雪，构思新颖巧妙，飞雪如酒，好花赏怀，极富于诗意和浪漫色彩。这种名士风流式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陆游以此入诗，包含着对于“美在生活”这一命题的初步认识，使之更增添无尽的历史文化意蕴。一切闲愁，一切不平与愤懑，都如同轻盈的雪花，飘飞进金樽清酒后，转瞬便化作潺潺甘泉，诗人扬眉舒目，将其一饮而尽，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室内酒酣气热，室外春风流莺，这种生活态度是多么的旷达，而又富有诗情画意。陆游的醉酒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解脱，解脱之后的清醒，清醒之后的超俗。他雄视千古、傲岸王侯的精神气质，不计前嫌、渴望进取的生命意志都在饮酒中得到充分张扬。
陆游写饮酒的诗篇很多，有侧重写因感慨世事而痛饮的，如《饮酒》、《神山歌》、《池上醉歌》等；有侧重因愤激于报国壮志难酬而痛饮的，如《长歌行》、《夏夜大醉醒后有感》、《楼上醉书》等；有想借酒挽回壮志的，如《岁晚书怀》写“梦移乡国近，酒挽壮心回”；而此诗则侧重蔑视权贵而痛饮。开头奇突豪放，中间细致优美，结尾以壮气表沉痛，笔调虽灵活多变，跌宕起伏，但感情基调仍不失豪壮洒脱。
上片，咏橘的高洁品格和生活地位。“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以衬托手法突出橘的傲霜雪的高洁品格。山楂和山梨一到深秋就成熟，根本度不过霜期，而橘子却能凌霜傲雪，常绿不衰。正因两者从未“几共”“到雪霜”，更加突出了橘子的孤傲性格。于是一经人们“题品”，“便生光”彩。屈原的《橘颂》也正是光彩照人之作。自古以来，对橘的是非褒贬从未停息。橘之所以被人称颂，原于它的凌霜傲雪。橘之所以被人贬责，原于它是生于山间的“木奴”。所以该词的上片最后一句，苏轼发出“木奴何处避雌黄”的感叹，也是为橘的俗名“木奴”正名。这一过片问句，为下片进一步咏橘作了铺垫。
下片，写橘之品格、价值和地位。“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以对衬之笔，先写“北客”对橘初不相识，正是为了衬托如“南金无价”的橘子乐于被人们“新尝”的价值。于是更进一步赢得人们的满含滋吮它的滋味，赋写赞颂它的诗句，其“齿牙香”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流芳历史的。
全词，运用了比衬、抑扬、反问、通感等手法，渲染了橘子的耐寒、丰硕、香味。尤其运用“南金”之典和通感心理，反衬出橘子的美质和价值。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