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城头鼓声引出缅怀东汉末年祢衡击鼓骂曹的联想，抒发作者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的感情。前两句写景，交代了暮色中听鼓的事实；后两句从暮色中的鼓声联想到当年击《渔阳掺挝》的人祢衡。全诗寄慨遥深，意蕴丰厚，多层意蕴环环相扣，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融汇成一股郁愤之气，回旋往复。运用典故却并不晦涩；语言平实而气韵深婉。
“城头叠鼓声，城下暮江清。”两句写景。薄暮时分，诗人漫步城外。只见古老的城墙矗立在夕阳余辉中，显得那么肃穆，似乎在沉思；城墙下，江水汩汩，似乎在低声诉说。黝黑森严的古城墙、流经千载的江水，再加上朦胧的暮色，这番景象很容易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地老天荒、宇宙无穷的感慨。此刻，城头上又传来激昂的击鼓声、悠长的号角声。鼓角之声融入苍茫暮色，飘落在江面上，与呜咽的流水声，汇成一首奇异的乐曲。它仿佛是热烈的呐喊、愤怒的呼唤，又仿佛包含着凄历的呻吟。它使人激动不安，又使人凝神深思。“城头迭鼓声，城下暮江清”，从字面上看，只是交代了暮色中听鼓这一事实，然而它却渲染出了一种苍凉而幽怨的气氛。
那时急时缓、抑扬顿挫的击鼓声使诗人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击鼓骂曹的故事：三国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威震朝野；而一介书生祢衡（正平）却偏偏不肯奉迎他。曹操为了羞辱祢衡，故意令他充任鼓吏。一日，曹操大宴宾客，令祢衡击鼓娱众。祢衡从容不迫，裸体更衣，击《渔阳掺挝》，声节悲壮，听客莫不为之动容。随后，他又大骂曹操弄权。曹操虽恨之入骨，但又恐杀之而招致物议，便把他送到刘表处；祢衡又得罪了刘表，最后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被杀。诗人此时所滞留之地，正是当年祢衡被杀的地方，那在苍茫暮色中显得格外悲怆、浑远的鼓声，自然使他想起当年击《渔阳掺挝》的人。诗人不禁慨然叹道：“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
由所闻之鼓，想起《渔阳掺挝》；由《渔阳掺挝》，想到击此调而丧身的人，可谓联想自然，一气贯通。见景生情，追忆往事，这是第一层意思。“欲问渔阳掺”，说明诗人又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所闻并非祢衡所击之曲；之所以听不到那悲烈之调，乃是因为“时无祢正平”。由追忆往事而回到眼下情景，发出惋惜之叹，这是第二层意思。然而，当今世上多是阿奉权势、趋时媚上之流，正需要像祢衡这样的人慷慨击鼓，以《渔阳掺挝》的清亮之音扫荡混浊之气，使媚俗者自惭，使权势者知羞。可惜如今既听不到那曲《渔阳掺挝》，也见不到像祢衡这样的人。其时，正是牛党当权，李党纷纷被逐之时，国事日非，诗人愤慨极深。追昔抚今，一吐胸中块垒，这是第三层意思。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对往事的追忆、对现实的感慨，融汇成一股郁愤之气，回旋往复，寄慨遥深。
《陌上桑》是一篇立意严肃、笔调诙谐的乐府叙事诗。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罗敷的年轻美丽的女子，一天在采桑路上恰巧被一个太守遇上，太守被罗敷美色所打动，问她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回家。太守原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这位女子一定会答应。想不到罗敷非但不领情，还把他奚落了一番，使这位堂堂太守碰了一鼻子灰，无奈之极。
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段，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璧。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