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交待题中“移居”的地点与原因;三四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五六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最后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全诗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避世的清幽环境,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娴静,曲折含蓄地道出移居偏地的快感。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写一种极为幽静的情趣。首句一问点题,也有力地领起全篇。“避地”在古诗中多指避乱或逃避世俗的干扰。从王庭珪的历史看,两层意思都有。这句交代题中“移居”的原因。下面都就这句生发。“青山窟里”回答“深几许”的问题。“起炊烟”点明村字。避地避到“青山窟里”,既表示避地之深,又暗示生活必然有新的困难。
三四两句就回答这样的问题。低小前下一“绝”字,可见其简陋。但为了避地,绝不敢厌弃。屋里连个绳炊都没有,只是一个肮脏的土炊,但扫干净了照常休息。“绝”字是入声,按正常的规律应是平声,下句“堪”字本该仄声却用了平声。晚唐以来常有这种对句,使人从音节上也产生一种峭拔的感觉。这三四两句是叙事言怀,写初到的活动和感受,写居住的内景。
五六两句写住下之后外景的幽静。六朝王籍《若耶溪》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句。王安石翻案说:“一鸟不鸣山更幽。”此诗第五句又把王安石的诗翻过来,比王籍的原作更加开阔深沉,“青山窟里”远离尘嚣,天本来就静,加上“鸟不住啼”就显得更静了。因为没有外界的干扰,所以鸟能够不住地啼。王籍两句是一意,这里一句却有两层,从鸟到天,人的感觉自在其中。六句从视觉写僻远幽静。因山地气候之寒,花也开得较平地晚。作者是从“花多晚发”推测到地处偏僻。“应”读平声,是推测之辞。这句“地应偏”也是强调幽静,不含贬义,和首句相呼应。外间花已落,这里花方盛开,这种“花多晚发”反而是难得的美景。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读到“花多晚发地应偏”就很容易使人想起白居易这首诗的意境。这五六两句写外景近处的幽趣。
最后两句,作者从近处的“花多晚发”向远处望去,隔着几亩田处,一丛娟娟的翠竹临风,原来那是古西泉寺的遗址。这个句子作者用“犹隔”二字,一方面写在望中,一方面表现急切往看的心情。“天下名山僧占多”,凡山间寺庙多取美好的风景点。作者用这两句收束,是用古寺来强调东村山景实堪爱赏,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这样就把前面一联的写景推进一步,使前半首所写避地东村的得计显得更为酣畅。
这首诗作者只通过叙事和写景来表达移居之快感,而不用直接抒情赞叹的方式。一起直截了当,唤起全篇;一结曲折含蓄,耐人玩味很自然地交代了题下的自注。在王庭珪写幽闲境界的七律中,这一篇是值得称道的。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