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这是一首拟古的思妇词,上片类似传统的春怨诗,只是一味的相思。下片的却是自怨自伤,没有报怨,只求一种自怜,采用比拟却能多少翻出一些新意来,其温柔敦厚处,尤令人怆然动容。该词的艺术特点不同与传统的春怨诗有情有怨,却只是一味温柔,一味的相思。可以看出王国维这词在内容上比传统春怨词更传统,但在写作方式上却不同于传统的春怨词的思春怨情,更多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怨,而是自怜。
“金微”这个词,是唐人常用的。在一个古代闺中女子的眼里,那地方真是远在天边,只有梦魂才能到达,所以是“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闻说”征人的消息,马上就“梦向”其地,没有“不知何路向金微”的顾虑,也没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的忧惧,平淡的口气中令人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与征人相聚之渴望。
但纵然如此也还是来迟了一步,现在他的部队又开往辽西去了,辽西与金微远隔大漠,思妇的梦魂徒劳往返。而且,即使思妇的梦魂真能追上部队,也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心上人。因为在那大军驻扎的地方,千千万万的营帐在月光下的阴影把沙漠都遮暗了,千千万万的战马嘶鸣淹没了梦魂微弱的呼唤。不管思妇有多么迫切的愿望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她的追寻也只能是徒劳的。
下片是这个女子失败后的慨叹。她说:你就像早开的梅花,我就像梅花的树叶,当我来到的时候你已经凋落,我们命里注定不能够同枝并蒂。我们知道,梅花和一般的花不同,它要到花谢了之后才生叶,所以梅花的花与叶是“可怜开谢不同时”。这对叶来说,当然是怨,但她怨的不是花不肯等待自己,也不是上天安排的不公,而是自己,是自己来得太晚了,是“漫长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这令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旧首先的“三纲五常”。词中这个女子,在经受了绝望的打击之后,对丈夫,对上天安排的命运,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怨念,而且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可以说是“女德”的典范了。
然而,“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带给读者的,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天命和封建纲常的联想,它也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另外一种“感情的境界”:一个人付出千辛万苦去追求某种理想却终归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理想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这首词要表达的意思极为单一:不要惊醒酒后春睡的“他”。但直接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文字,却只有全词的最后一句;绝大部分的文字,是用铺排的手法来描写与“他”有关系的环境、景物,极力渲染出一幅恬静、安逸、静谧的图画。起句写初春景物,交代时令节气。“春犹浅”,是说春色尚淡。柳芽儿、杏花儿,皆早春之物,更着一“初”字,正写春色之“浅”。《愁倚阑》又名《春光好》。古人作词,有“依月用律”之说,此调入太蔟宫,是正月所用之律,要求用初春之景。此词景与律很相适应。“杨柳”句总前三句之笔,以“交影”进一步写景物之美,缀一“处”字,则转为交代处所,紧接着点出这里“有人家”。从“交影”二字看,这里正是春光聚会处,幽静而又充满生机和活力。
词的下片首两句,转入对室内景物的铺排,与上片室外一派春光相对应。窗外杨柳杏花交相辉映,窗内明杏如烘霞,给人以春杏融融,阳光明媚之感。而小屏上“水远山斜”的图画,亦与安谧的春景相应。
“小屏”一句,语小而不纤,反能以小见大,得尺幅千里之势,“水远山斜”,正好弥补了整个画面上缺少山水的不足。这正是小屏画图安排的绝妙处。此词一句一景写到这里,一幅色彩、意境、情调极为和谐的风景画就铺排妥当了。作者以清丽婉雅的笔触,在这极有限的字句里,创造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然后才画龙点睛,正面点出那位酒后春睡的“他”。“莫惊他”三字,下得静悄悄,喜盈盈,与全词的气氛、情调极贴切,语虽平常,却堪称神来之笔。
全词写景由远及近,铺排而下,步步烘托,曲终见意,既层次分明,又用笔省净。细味深参,全词无一处不和谐,无一处不舒适,无一处不宁静。
显然,词人在对景物的描绘中,渗透了他对生活的理想与愿望,也充分体现了词人对由景生情写作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一般常例来看,艺术上的渲染、铺排,往往会导致语言上的雕琢、繁缛。但是这首小词却清新平易,绝无刀斧痕。
言平淡,是程垓词的一个明显特点,读他的《书舟词》,几乎首首明白如话,这种语言风格并非轻易得之。况蕙风论词,曾引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论诗的一段话:“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梅圣俞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容,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则甚善矣。’况氏然后说:‘此论精微,可通于词。’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即倚声家言自然从追琢中出也。”(《蕙风词话续编》卷一)程垓这首小小的《愁倚阑》,以平淡的语言精心写景,巧藏情致,具见巧夺天工,终得自然之美,足以为况氏的词论作一佳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