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这组绝句写在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即代宗上元二年（761）。题作“漫兴”，有兴之所到随手写出之意。不求写尽，不求写全，也不是同一时成之。从九首诗的内容看，当为由春至夏相率写出，亦有次第可寻。
杜甫草堂周围的景色很秀丽，他在那儿的生活也比较安定。然而饱尝乱离之苦的诗人并没有忘记国难未除，故园难归；尽管眼前繁花簇簇，家国的愁思还时时萦绕在心头。其本意是写景抒情，并未有批判女子作风的意思，但因为其中两句所用意象“柳”“桃花”也用来形容女子，所谓残花败柳，面若桃花等。且诗中极尽其轻浮的状态，所以常被后人用来暗指女子作风的轻佻，不羁。
首颔二联描写游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所交织的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其中首联“四山矗矗”和“野田田”是崇高美和秀丽美的对照、“人烟”和“村”是近和远的对照；颔联用声和色对照。
颈联写诗人所见即诗、画，非能来写、说。“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诗人想，他不需要、也无可能用笔墨和言语把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描写出来。这一联诗人用空间艺术的画跟时间艺术的诗进行了对照。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
尾联为诗人的卓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赏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徙时倚，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