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濆是晚唐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写过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诗的开头，富于民歌比兴色彩。诗以“池鱼”比“桑女”、“海水”比“华堂”，表明贫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贴切。民歌往往重复咏唱。诗中“吾闻”、“不识”，重叠两次，音节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五、六句中“苦机桑”扣“桑下女”，“鸣杵砧”扣“华堂阴”，形成了鲜明对照，揭示了富贵人家与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机桑”，织布工具。“杵砧”，捣衣工具。“苦机桑”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种“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的辛劳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劳动成果，却全给富贵人家剥夺了去。“鸣杵砧”的“鸣”字，既形象地表现捣衣之声，又暗示富贵人家不养蚕，不织布，反而遍身罗绮，有做不完的衣服。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晚唐时期，朝政日非，国势日微，赋敛日重，劳动人民终岁劳苦，不得温饱，而豪门贵族“缯帛如山积”（白居易《重赋》），“衔杯吐不歇”（郑遨《伤农》）。“苦机桑”与“鸣杵砧”对照，正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通过形象进行议论。作者以“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慨叹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她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神态。“只教”，一个转折，点出劳动妇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精致的工艺品，一生只见识过粗贱的饰物，显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着，以“越娃”（西施）“韩娥”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承接“双明眸”，并在“越娃”“韩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两句，从字面看，并无难解之处。“遂”字很重要，它将两个否定词“不”与“无”紧密联结起来，贯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颗纯洁而质朴的心，而这颗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结尾两句，与“华堂”、“富家”照应，并与桑下女恰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是全诗精神的结穴处。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受宠幸，尚豪奢。“满髻钗黄金”，“钗”作动词用，是说赵飞燕发髻上插满了黄金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从的来源是美人“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遨《富贵曲》），正是从千万个“桑下女”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这就提醒人们：统治者骄奢淫佚的生活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说明当代，所以假托“赵飞燕”。这与白居易《缭绫》中“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纪昀认为，古人为诗，不废议论，只是“不着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这样。此诗意在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个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和形象语言来表达的，是富于情韵的。
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