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可从一个片断场景表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下许多想象空间。这首诗却与众不同。这两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作者在第一首诗的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第二首，表现宫中歌唱，随时都在创作新声。作者另有《听歌》二首，其一：“儿郎漫说转喉轻，须待情来意自生。只是眼前丝竹和，大家声里唱新声。”《边上逢歌者》又有：“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旧秦青。少年翻掷新声尽，却向人前倒耳听。”足见诗人对新声及情感的重视。这首诗以“新声何处唱？断肠李延年”作结，包容了丰富的内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直接点出“新声”，用“何处唱”一衬，其哀怨之情便流露出来了，最后一句提到了“断肠”，感情更进一步，在感情高峰上结束全诗。
此诗抒写羁旅之情。首联“忆归休上越王台，归思临高不易裁”，从广州的著名古迹越王台落笔，但却一反前人的那种“远望当归”的传统笔法，独出心裁地写成“忆归休上”，以免归思泛滥，不易裁断。如此翻新的写法，脱出窠臼，把归思表现得十分婉曲深沉。
颔联“为客正当无雁处，故不谁道有书来”，诗人巧妙地运用了鸿雁南飞不过衡山回雁峰的传说，极写南海距离故不的遥远，表现他收不到家书的沮丧心情。言外便有嗟怨客居过于边远之意。李煜的“雁来音信无凭”（《清平乐·别来春半》），是写见雁而不见信的失望；而曹松连雁也见不到，就更谈不上期待家书了，因此对句用“谁道有书来”的反问，来表现他的无限懊恼。
颈联“城头早角吹霜尽，郭里残潮荡月回”，展示了日复一日唤起作者归思的凄清景色。出句写晨景，是说随着城头凄凉的晓角声晨霜消尽；对句写晚景，是说伴着夜晚的残潮明月复出。这一联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诗中的有关诗句：“三奏未终天便晓，何人不起望乡愁”（武元衡《单于晓角》）；“回潮动客思”（李益《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在唐人心目中，明月、晓角、残潮，都是牵动归思的景色。如果说，李白的《静夜思》写了一时间勾起的乡愁，那么，曹松这一联的景色，则融进了作者连年羁留南海所产生的了无终期的归思。
归思这样地折磨着作者，平常时日，还可以勉强克制，可是，当新春到来时，就按捺不住了。因为新春提醒他在异乡又滞留了一个年头，使他归思泉涌，百感交集。“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形象地揭示出羁旅逢春的典型心境，把他对归思的抒写推向高潮。句中以含苞待放的百花比喻处于抑制状态的归心，进而表现每到春天他的心都受到刺激，引起归思泛滥，那就像被春风催开的百花，竞相怒放，不由自主。想象一下号称花城的广州，那沐浴在春风里的鲜花的海洋，读者不禁为作者如此生动、独到的比喻赞叹不已。这出人意表的比喻，生动贴切，表现出归思的纷乱、强烈、生生不已、难以遏止。写到这里，作者的南海归思在几经婉转之后，终于得到了尽情的倾吐。
这首诗在艺术上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它没有采用奇特的幻想形式，也没有采用借景抒情为主的笔法，而是集中笔墨来倾吐自己的心声，迂曲婉转地揭示出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细微的思想感情，呈现出情深意曲的艺术特色。
这组诗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是岑参在封常清幕府供职时为封所作的颂歌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他瘦瘠跛足，入伍后凭借谋略战功，迅速升迁，曾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兼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瀚海军使，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冬，他率军大破播仙，此诗所记就是破播仙之战。《破播仙凯歌》前四首写凯旋，后两首则追叙战斗情形。“蕃军遥见汉家营”一首最具个性特色，是边塞诗中少有的慓悍之作。
从“蕃军遥见汉家营”及组诗其二的“营幕傍临月窟寒”，可以看出战前呈两军对垒的形势。从组诗末首的“暮雨旌旗湿未干”，则可知战事告捷有赖雨夜偷袭的成功。“满谷连山遍哭声”则是夜袭时的实况：蕃兵从睡梦中惊起，已是杀声震天，战场一片哭声。但诗人没有完全按实况的顺序安排，而是将这遍地哭声安排在对垒句后，这就产生了一种先夺其志（斗志）的效果。而夺志比夺帅，更是兵家之大忌。唐军决胜，已唾手可得了。
“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二句采用放笔直干的写法，展现夜袭的激烈战斗场面，字里行间充满刀光剑影。“万箭千刀一夜杀”，句中连用万、千、一三个数目字，深刻地描写了战争的激烈和厮杀的残酷无情。“一夜”可见战斗持续时间长是一场恶战；但就整个战役而言又可谓速决，最后，是一个令人发怵的诗句：“平明流血浸空城。”表现战血和雨水相渗和，红成一片。但在“一夜杀”三字后，推出“流血浸空城”的“镜头”，就产生了一种怵目惊心的感觉。在前句杀声哭声震天的描写后，出现这个红色恐怖画面，又产生了死一般沉寂的效果。
“暮雨旌旗湿未干”一首在写法上，较接近盛唐人普遍的时代风貌。它采取了“正面不写写旁面”的办法，通过战斗结束后的天明时分，战场上失主的胡人战马“空鞍”，来暗示战斗的激烈，显得含蓄蕴藉。“暮雨旌旗湿未干”与“平明流血浸空城”，都以“湿”的场面，显示出战事刚刚结束，杀气尚未全消。
中唐时期藩镇之间和讨伐藩镇的战火此起彼伏，从未终止。战争中的种种传闻，从烽火漫天的战场不断地传来，其中有失败的消息，也有胜利的凯歌；有怯懦的败将，也有奋战卫国的英雄。关心着国家命运的诗人李贺，自然关心各地的战事，当他离开了京城，离开了风光秀丽的家乡，到忻州一带，到了雁门时，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
诗的开头两句，着意于气氛的渲染，给读者勾勒了这场战争紧张的形势。首句用“黑云”作为比喻，写敌人来势凶猛，再以“压”这个动词来加强此种势态之描写，然后以“欲摧”两词，来补足这种来势之猛烈，并直接刻画了危险的情状。第二句写我方军容整肃，军威雄伟，有临危不惊之气概。这两句的画面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黑云翻滚之下，凶猛的敌军向我孤城扑来，大有城倾郭摧之势；然而，我方将士泰然不惧，整装披甲；在日光照射下，金甲闪金光，气宇轩昂，正准备出击。诗的一开始通过对照表现了形势危急，又表现了我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三、四两句从声、色两个方面进一步渲染悲壮的气氛。角声呜呜，本来就是一种十分悲凉的音响；现在又是在满目萧瑟的秋天里回荡，自然就显得更加悲壮了。这里从声来写。“塞金燕脂凝夜紫”则从色来烘托。此时战场之金鲜血遍染，在暮霭凝聚下呈现出暗紫色，为这个画面抹金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半卷红旗临易水”，“半卷”二字含义极为丰富。黑夜行军，偃旗息鼓，为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临易水”既表明交战的地点，又暗示将士们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样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接着描写苦战的场面：驰援部队一迫近敌军的营垒，便击鼓助威，投入战斗。无奈夜寒霜重，连战鼓也擂不响。面对重重困难，将士们毫不气馁。
以金六句以沉重的色彩：黑、紫两色为基色，点染以紫色、红色，使得诗的意境以低沉的调子映入人们眼帘。用凄厉的角声，喑哑的鼓声，传达一种悲壮的声音进入人们耳膜。声、色互为映衬，使悲剧性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动人。
在完成气氛渲染之后，诗人才让自己的主人公出场。“报君黄金台金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黄金台是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修筑的，传说他曾把大量黄金放在台金，表示不惜以重金招揽天下士。诗人引用这个故事，写出将士们报效朝廷的决心。
一般说来，写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不宜使用表现秾艳色彩的词语，而李贺这首诗几乎句句都有鲜明的色彩，其中如金色、胭脂色和紫红色，非但鲜明，而且秾艳，它们和黑色、秋色、玉白色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诗人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特别善于着色，以色示物，以色感人，不只勾勒轮廓而已。他写诗，绝少运用白描手法，总是借助想象给事物涂金各种各样新奇浓重的色彩，有效地显示了它们的多层次性。有时为了使画面变得更加鲜明，他还把一些性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事物揉合在一起，让它们并行错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例如用压城的黑云暗喻敌军气焰嚣张，借向日之甲光显示守城将士雄姿英发，两相比照，色彩鲜明，爱憎分明。李贺的诗篇不只奇诡，亦且妥帖。奇诡而又妥帖，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这首诗，用秾艳斑驳的色彩描绘悲壮惨烈的战斗场面，可算是奇诡的了；而这种色彩斑斓的奇异画面却准确地表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边塞风光和瞬息变幻的战争风云，又显得很妥帖。惟其奇诡，愈觉新颖；惟其妥贴，则倍感真切；奇诡而又妥帖，从而构成浑融蕴藉富有情思的意境。这是李贺创作诗歌的绝招，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难学之处。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