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常因酒。酒亦令人能介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是多。
祸常因酒。酒亦令人能介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是多。
南京古称金陵，此名得之甚早，《金陵图》云：“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岗，因改金陵为秣陵。”他们的作法似乎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后汉书》中说：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叹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公元212年（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孙权将统治中心自京口迁至秣陵，改名建业，取其“建功立业”之意。229年，孙权在此正式称帝，与曹操、刘备三分天下。其后，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相继在此建都，历史上称这段时期为“六朝”（229—589年）。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又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后代诗人面对“王气黯然收”之后的金陵，想象秦淮河上金粉浮动、光影飘摇的往昔，常常为之感喟唏嘘，“金陵怀古”遂成为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刘禹锡的《金陵五题》是写得早而又写得好的诗篇，在主题、意象、语汇诸多方面，都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金陵五题》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兴亡”这一核心主题。
石头城
这是组诗的第一首。此诗写石头城故址和旧景犹存，但人事已非，六代的豪华已不复存在，为此引发无限的感慨。诗中句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字面上不着痕迹，而深味其境，则各有会心。白居易读后，曾“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赞曰：“我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
诗一开始，就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依然在围绕着它。这里，曾经是战国时代楚国的金陵城，三国时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经过六代豪奢，至唐初废弃，二百年来久已成为一座“空城”。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的叹息默默退去。山城依然，石头城的旧日繁华已空无所有。对着这冷落荒凉的景象，诗人不禁要问：为何一点痕迹不曾留下，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只见那当年从秦淮河东边升起的明月，如今仍旧多情地从城垛后面升起，照见这久已残破的古城。月标“旧时”，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思，耐人寻味。秦淮河曾经是六朝王公贵族们醉生梦死的游乐场，曾经是彻夜笙歌、春风吹送、欢乐无时或已的地方，“旧时月”是它的见证。然而繁华易逝，而今月下只剩一片凄凉了。末句的“还”字，意味着月虽还来，然而有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返了。
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尤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
此诗寄托诗人昔日繁华无处寻觅的感慨，江城涛声依旧在，繁华世事不复再。诗人怀古抒情，希望君主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乌衣巷
这首诗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吟，叹赏良久”，是刘禹锡最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读者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已经荒凉冷落了。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灸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过去却是栖息在王谢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居民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读者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
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台城
这首怀古诗，以古都金陵的核心──台城这一六朝帝王起居临政的地方为题，寄托了吊古伤今的无限感慨。
首句总写台城，综言六代，是一幅鸟瞰图。“六代竞豪华”，乍看只是叙事，但前面冠以“台城”，便立刻使人联想到当年金陵王气，今日断瓦颓垣，这就有了形象。“豪华”之前，着一“竞”字，直贯六朝三百多年历史及先后登基的近四十位帝王。“竞”当然不是直观形象，但用它来点化“豪华”，使之化成了无数幅争奇斗巧、富丽堂皇的六代皇宫图，它比单幅图画提供的形象更为丰满。
次句在画面上突出了结绮、临春两座凌空高楼（还应包括另一座“望仙阁”在内）。“事最奢”是承上“豪华”而发的议论，“最”字接“竞”字，其奢为六朝之“最”，可说登峰造极，那么陈后主的下场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了。这一句看起来写两座高楼，而议论融化在形象中了。这两座高楼，虽然只是静止的形象，但诗句却能引起读者对楼台中人和事的联翩浮想。似见帘幕重重之内，香雾缥缈之中，舞影翩翩，轻歌阵阵，陈后主与妖姬艳女们正在纵情作乐。诗的容量就因“结绮临春”引起的联想而更加扩展了。
第三句记楼台今昔。眼前野草丛生，满目疮痍，这与当年“万户千门”的繁华景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一个“成”字，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数百年前的盛景，似乎一下子就变成了野草，其中极富深意。读者仿佛置身于惨碧凄迷的瓦砾堆中，当年粉黛青蛾，依稀可见；今日累累白骨，怵目惊心。
结句论述陈后主失国因由，诗人改用听觉形象来表达，在“千门万户成野草”的凄凉情景中，仿佛隐约可闻《玉树后庭花》的乐曲在空际回荡。这歌声使人联想到当年翠袖红毡，缓歌曼舞的场面，不禁使人对这一幕幕历史悲剧发出深沉的感叹。
怀古诗往往要抒发议论的，但这首诗不作抽象的议论，而是把议论和具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让严肃的历史教训化作接目摇心的具体形象，使诗句具有无限情韵，发人深思，引人遐想。这样，读者毫不感到是在听诗人枯燥地讥评古人古事，只感到在读诗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生公讲堂
这是《金陵五题》的第四首，咏唱金陵的一处佛教古迹。生公是对东晋高僧竺道生的尊称。相传他特别善于讲说佛法，刚到苏州时，由于不被了解，无人听讲，于是就对着石头讲了起来，结果石头都受了感动，点头赞许。“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谚语，就是说的这件事。可以想见，他在金陵的传法活动也一定是非常热烈的，所以有“生公说法鬼神听”一句。不说人听，而说鬼神听，形象地渲染了当时听讲人数的众多和虔诚，这是深入一层写。但后三句却由热变冷，转写生公身后的萧条。萧条的标志是，当年的讲堂现在已经一片冷清，连夜间都不用上锁了。那庄严的高座，已是布满灰尘，无人过问。只有一方明月，还是像从前那样，挂在天上，照着中庭。此诗章法是前一后三式，即前一句盛，后三句衰。与此相反的是前三后一式，如李白《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一般的七绝都是在第三句转折，而这首《生公讲堂》与李白《越中览古》的转折一在第二句，一在第四句，皆属变格。
江令宅
这是组诗的最后一首，咏江令家宅。南朝有两个江令，一是江淹，二是江总。江淹没有到过北方，江总曾由陈入隋。根据此诗首句可确定这里的“江令”指的是江总。江总，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仕梁，为太子中舍人兼太常卿。陈时，曾任尚书令。他“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陈书·江总传》）。入隋，拜为上开府，后放回江南。“南朝词臣北朝客”就是对他这段人生经历的概括。此诗是作者借凭吊江家宅遗迹，抒发怀古感慨，指出“狎客词臣惑主误国”这一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诗作先是站在江总的角度，写他从北朝归来时所见凄凉景象：秦淮河再也不见昔日笙歌缭绕、灯影攒动的繁华，只有碧绿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江总是亲眼见证了故国兴亡的人，兴亡之事又与他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作者来到江总黯然度过余生的地方──江令宅，只见“池台竹树三亩馀”，池台依旧，竹树森然，而人事不再，世事沧桑，他又成了见证历史兴亡的又一位诗人。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