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热烈赞扬了岳飞为南宋王朝的中兴所作的奉功伟绩和他“精忠报国”的爱国品质,表达了对迫害忠良的投降派的强烈鞭达;词人不光为英雄一哭,更是为了寄希望于当时的宁宗皇帝,激励和鼓舞长期受到压抑的主战派将领抗敌御侮的决心,实现社稷一统的宿愿。
上片是追叙概述岳飞的生平事迹。开头两句以问代赞,点出岳飞是万人之中的英雄。下面“身草莽”四句,是说岳飞的浩气长存,精神永在,虽死犹生。从“年少起河朔”到“洗洞庭”,用洗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岳飞的英雄事迹:早年从军,武艺高强,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北望帝京”,是说岳飞时刻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是写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命运。过去是打败了敌人之后才杀功臣,可如今敌人还在,岳飞就被杀害了,这历史的悲剧令人气愤。“过旧时营垒”以下四句,写出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对岳飞的深挚怀念与无比热爱之情。
下片抒写对岳飞被害的感慨和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后的盛况。“说当年事”,“知恨苦”,是以与岳飞谈话的口气,表露出对英雄不幸遭遇的无比同情。紧接着“不奉诏,伪耶真”的反问,有力驳斥了秦桧一伙强加给岳飞的罪名。“臣有罪”四句,是对支持秦桧杀害岳飞的宋高宗明褒实贬,言外之意是如果皇帝能明察忠奸真伪,就不会酿成岳飞惨死的千古奇冤了。“万古茅土”三句,是对古往今来奸臣下场的概括,断定当时的奸臣也绝没有好下场,表现出一种激愤之情。“人世夜”三句,是说茫茫黑夜必将被光明白日所代替,岳飞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下面三句就写想象中的岳飞冤案昭雪后无比荣耀的盛况,岳飞的勃勃英姿又焕然一新,重现世上。最后三句,写百姓对岳飞的怀念与祭奠,表达出人民也是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
整首词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凛然,围绕凭吊的主旨,将一首长调写得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足见作者的功力。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