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入联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杜甫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清代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象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死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