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
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