菖蒲九叶，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卧羲皇。
菖蒲九叶，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卧羲皇。
第一、二句以以豪情激昂之调开头，作者回忆当年的英勇战斗。征途跨越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携国君之命领兵踏上征讨匈奴之途。以长途奔袭、不畏艰苦、孤军深入、敢斗强敌，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私、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李陵在不利的地势中，击毙敌人数千。单于集合八万兵围攻，李陵军且战且退，艰苦突围，又斩匈奴三千余人，单于派其子率兵激战，李陵复杀敌数千。诗一二句的英勇自豪情调是为国立功之心的表现。“为君将”一语表白了他英勇战斗的动机，也为下文对汉武帝的刻薄寡恩从反面铺垫，遥相映衬。
三四句道出战败投降的不可挽回之遗憾。突围之路已断绝，箭矢用尽，刀刃变钝，士卒死伤殆尽，迫不得已屈服于敌人，名声扫地。这两句话蕴含着四层深意，说尽众寡悬殊、损兵折将的惨状，也抒发出腼颜事敌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报任安书》曾这样述说李陵当时的困境，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李陵一声令下，士兵个个奋起，纵然箭矢已尽，仍以空弦凶悍，冒着白刃之危，无不向北，积极迎战，志在必死与敌。又认为，李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权衡，寻找适当时机，再度斩杀敌人，重返汉军阵营。这两句诗从严以律己的高度，述说艰难羞辱，感情更深。
最后两句向苏武和汉使者说明不能归汉之因，弦外之音斥责汉武帝杀戮李氏家属的绝情与残忍。《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误听说李陵为匈奴练兵，于是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又畏惧归汉后再受戮辱，于是在匈奴二十多年而死，没有回归故土。这两句诗包含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抱怨、隐痛、惋惜。
李陵故事流传极广，历久不衰。这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士大夫阶层忠诚而不得其所的怨愤，也存在着人民对封建帝王专断独裁、行刑诬枉的不满。可以从李陵事件和李陵歌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体味到类似的感情。这首歌言简意赅，语短情深，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此词先从日月旋转，万物消长，大江东去等大处落笔，旨在说明宇宙无穷，流光飞逝，时不我待，隐寄壮志难酬的身世之慨。开首几句的风格以及作者的心绪较以往风格为之一变，给人一种淡然、伤怀的平静，丝毫不见其豪放、洒脱、坚毅、心怀天下的气概。“磨蚁”一词借用古意把日月交替的时光变换比作在磨盘上昼夜不停转动的蚂蚁，平添一种无聊重复之感。“浮休”二字从《庄子·刻意篇》“其声若浮，其死若休”转化而来，平淡地概括了万事万物，颇具庄老之气，淡而化之。“君看”一句呈现这样一个画面：危亭高楼旷远，槛外江水自流，一人单手拂须，当风而立，举目远望，眼光似远忽近，心留物外，超尘离世。让人不觉心生游离尘世之外，淡然人生的空寂之感。接着拍归自身，风雨瓢泉，花草雪楼，寓悲愤于闲适。表面上看全然平淡、超脱，其实心有不甘，惨淡哀愁，潦倒自嘲。结处设问自答，将此种情绪又推进一层。上阕最末两句继续前句风格，连用两个典故，平静地表达出了自己辞官归隐的心迹。
上阕从整体来看，笼在一层超然之气，可是又并非真正的心游物外，弃绝尘世，总是觉得这种淡然之中还隐有惨淡愁绪，一切似乎是作者在故作潇洒的自嘲解笑，透露着自己的牢骚不满之气。
下阕由己及友，命意用笔，略见变化。前五句对友人的现实处境深表同情。过拍便直接与杨民瞻展开对话。“梦连环，歌弹铗，赋登楼”一口气连用三个典故，气势连贯的道出杨民瞻的抑郁不得志，同时更是自己的借机发怨。“歌弹铗”三字笑中藏泪，本来应该用来战场杀敌为国的长剑，却被用来弹击和歌，吟唱风月。天大的玩笑，英雄的悲鸣，表现得深沉有力，挠人心魄。冯谖弹铗、王粲登楼般的遭遇，正是友人梦乡思归的缘由。“黄鸡白酒”，想见归隐乡里，古朴纯真之乐。但“长剑”以下，情意陡转，怒斥群小误国，以致志士投闲。结拍勉励友人应以国事为重，不妨效法当年范蠡，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功成而后身退。
辛弃疾终归还是辛弃疾。在这首词一开始便极力含势收蓄平静到怡然平淡之后，作者将他的肺腑感慨毫不保留地喷薄而出，迅猛豪壮。“长剑倚天谁问？”英雄失意的抑郁在这一刻被作者厉声吼出，悲壮而又豪气干云。“夷甫诸人堪笑”步步进逼，进一步道出了对屈辱求和的当权者的激愤和拷问。后句“西北有神州”，使得辛弃疾更显大丈夫。无论当权者怎样昏聩，委屈求和，都无须理会，因为只要为国为民，是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不是为几个胆小无耻的昏聩之人卖命，因为江山是天下百姓的，所以虽然对群小怨愤生气，但是为了百姓、为了山河还是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西北有神州”，还要为了它继续奋斗。全词豪气奔放，潇洒怡然。
辛弃疾的离别词别开一家，情感真切，豪迈旷达，心系天下。此词充满丈夫之气，豪放之称，确实是当之无愧。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句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