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代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王守仁早年的诗作，以至于在王守仁诗集中寻访不到，然而《登大伾山》诗碑还矗立在大伾山顶禹王庙西侧，大字行楷，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因此，《登大伾山诗》虽然是王守仁早年诗作，但是从书法价值和文学价值两方面来看，不愧为“诗书双璧”。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此期间，王守仁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写诗的时间正如诗碑上落款是“己未仲秋朔”。这在《传习录》上还有演绎性的记载说“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看来，王阳明登第之前已经和王越神交久矣，梦中赠剑，一个军事家刚刚逝去，另一个年轻军事家随即登场，这是大明王朝不幸中之千载幸事。
《登大伾山诗》为七言律诗。首联“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不蔓不枝，直奔主题，即点明了登山之意，又用洗练简洁的笔法描写了登大伾山的初步感受。年轻的阳明先生，在公务之余，也许对大伾山这座“禹贡”名山向往已久，正所谓“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今有了机会，于是天刚拂晓，诗人就和二三友人朝大伾山迤逦而来。据《水浒传》作者描述，古时候的大伾山方圆很广，古木参天，是一个幽僻的隐居之处，因此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云破雾，大有游仙的感觉，只是远远望见萦绕在乳白色晨雾中的黛绿的山峦，感觉很近，走起来却很远。这对抱着极大兴趣和幻想的诗人来说，反而更有诱惑力，于是一个“披”字用的好，不仅在烟雾中穿行，还有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精神。山中寺庙的悠扬钟声从远处传来，也许还有悠扬梵呗传来，钟声而形容为“疏”，可谓神来之笔，以动衬静，动静有致，使人觉得这深秋的大伾山幽静深邃，寒意浓浓。这一联写烟写树，写山写人，写声音写色彩，虚实相生，可谓纳须弥于芥子，很有概括性。
颔联“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是诗人在山腰高处的远眺，也许是熟悉山川地理的诗人的感慨和畅想。浚县古称黎阳，在明代有“赛江南”之称，流传的谚语说：“从南京到北京，都比不上浚县城。”可见明朝时浚县山下平畴千里“参差十万人家”的富庶面貌。诗人了解历史，不由得感慨：亘古长流的滔滔黄河虽然在宋代已经改道，却给黎阳留下肥沃的土地，这大自然的馈赠，是需要几世几年的修行才会降临的福祉。风湍沙势，沃野千年，包含着深沉的感慨和悠远的怀古之情。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读《登大伾山诗》的颔联两句，读者不禁要和诗人一起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了。
颈联“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随着晨雾的消散，旭日的东升，诗人一行涉溪跨涧，继续兴致勃勃地登山。大伾山山势陡峭，巉岩遍布，可是也碧水潺湲。诗人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层层叠叠的青石之间跳跃奔流，不禁觉得这好像一条巨龙盘亘在山腰，鳞光闪动，跃跃欲飞了呢。这时候，峰回路转，已经到了山顶。大伾山山顶开阔平坦，简直是佛祖布道的天然道场。更何况，大伾山东面有面东而坐俯瞰黄河古道的“镇河将军”大石佛，大石佛开凿于五代后赵时期，是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石佛，可以说整个青山，半是巍然佛像，山的绝顶，已然所谓“佛顶”。这时候，朝阳喷薄而出，霞光万道，沐浴着这神奇的山林，礼佛的虔诚神圣和江山壮丽的豪情油然升腾，在年轻的王守仁心头翻滚。古人读书，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做一番丰功伟绩以便流传千古彪炳史册。作为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受君王厚爱和重托来为国之长城王越治丧 ，应该感到无尚荣耀。登高怀远，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思维。诗人们每逢登高，大多要怀乡思人，感念故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伤，更何况“秋，士悲也”，在这样一个冷落的时节，涌上诗人心头，诉诸诗人笔下的更多的是悲慨。尾联“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诗人已经登山绝顶，这时候他并没有翘首南望故乡，而翻滚的思绪，径直奔向了遥远的北京城。好像在那目之所及之处，五彩祥云笼罩的正是皇家宫阙，作为受命于天子而又不辱使命的钦差，他在这深秋季节，在这九霄高处，眷念的是国家重托，思索的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这两句诗，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王守仁写作《登大伾山诗》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首联点明出征送别的时间。大唐王朝这次东征平叛，选择在秋气肃杀的时候，正是为了“昭我王师，恭天讨”。这两句暗示唐军乃正义之师，讨伐不义，告捷指日可待。“肃杀”、“白露”勾划出送别时的气氛，使出征者那种庄重严肃的神情跃然纸上。
“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统治者当垂恤生灵，“偃兵天下”，因此王师不喜战伐，以仁义为本。这里用“慎佳兵”来劝友人要慎重兵事，少杀戮。两句表面歌颂王师，实则规谏崔融，显得委婉含蓄。
“海气师南部，边风扫北平”，五、六两句借表现河北战场的环境，来盛赞唐军的兵威。梁王大军兵多将良，军容整肃，这次东征定能击败叛军，大获全胜。“海气”、“边风”都是带杀气的物象，“师”、“扫”来表现东征的气势。
“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末二句进一步以古人的高风节义期许友人，呼应三、四两句。诗人用卢龙塞和麟阁这两个典故是有针对性的。武后临朝称制时，轻启战争。垂拱三年（687），凿山开道，袭击羌、吐蕃，不但造成士卒的痛苦，也给中原和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眼下，孙、李利用契丹人民的怨恨，大举叛乱，烧杀掳掠，贻害河北人民。因此，陈子昂一方面力主平叛，在诗序中称赞崔融等出征时“酒中乐酣，拔剑起舞”、“气横辽碣，志扫獯戎”的豪气，后来自己也亲随武攸宜出征，参谋帷幕；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穷兵黩武，反对将领们为了贪功邀赏，迎得武则天的欢心而扩大战事，希望他们能像田畴那样淡泊明志，以国家大义为重。这两句实际上是希望友人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表现了诗人出语坚决，正气凛然。
全诗质朴自然，写景议论不事雕琢，词句铿锵，撼动人心，正如元方回《瀛奎律髓》评陈子昂的律诗：“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佳。”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