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无处觅。细雨梨花湿。正是踏青时。眼前偏少伊。
梦回无处觅。细雨梨花湿。正是踏青时。眼前偏少伊。
此诗前四句主要是围绕着“春还”二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早春的气息。先写“闻道”，再写“走”“访”，直至东风荡入之后，方见焕然春景，紧扣“春还”二字娓娓写来。后四句是邀请友人前来醉饮赏春：五六句是全诗的承转机杼之句；七八句不直言说透“邀请”二字，却以超脱的想象把邀请的殷切之情表达出来。此诗之妙，即在于写阳春之气不落俗套，诗词通俗易懂，新鲜活泼，全似从心里流出，饶有情致。全诗结末一股按撩不住的赏春激情全从“连日醉壶觞”数字一涌而出，足以荡人心魄。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围绕着“春还”二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早春的气息，写春天是怎样悄然回归的，表达了诗人终于迎来了春天的那种喜悦之情。“闻道春还未相识”，是说只听到春天回来了，还没有见到她。一开始就流露出急于看到春还的心情。其实当寒凝大地的时候，春天的气息才刚刚萌动，哪里能亲眼见到她呢！所以“闻到”二字表明春归的消息最先是从人们交谈中听到的。如此生活细节，一经诗人捕入诗句便增加了诗的韵味。既然是闻春未见春，就自然要去寻春、问春，于是引起了下面的诗句。
“走傍寒梅访消息”，梅是无生命的，怎么能够拜访、叩问呢？这是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走”“访”二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不可待地走出房舍，到梅树下去探究春天归否的一片诗情。
“昨夜东风入武阳”一句是写春归。人们常说：一夜暖风就染绿了柳梢访。这里“东风”之前冠以“昨夜”二字，意在形容久盼不归的春风，一夜之间就迅速而又静悄悄地来了。然而这还仅仅是表现时节骤然暗换的特点，并没有写出春归的气势来，所以“东风”之后再缀一“入”字，表明春风的到来是排挞而入的。这样就把春归的特点表现得维妙维肖了。可见诗人炼字炼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陌访杨柳黄金色”一句是写早春的动人景象。全诗至此几经婉转方才暗暗点明诗人终于看到了“春还”这一层意思。“黄金色”是一种嫩嫩的鸭黄之色。春上柳梢，最初并不是绿色，那是因为细嫩的柳尖刚刚钻出，还没有饱受春光的沐浴，因而显得很幼稚，从远处看去便是一种朦胧的悦目的灿然金色。近人刘永济说：“景物之接于人无私也，而慧眼词人独能得其灵妙，……然景物自有精、粗之不同，而感人最深，必其精者。故当其由目入心之际，殆已加以拣择而遗其粗迹；及乎由心出手之时，不过自写吾心之照耳。”（《词论》）可见诗人写早春之色，不用“嫩绿”“新绿”等字，完全是出于细心观察又融进了自己喜悦之情所得。总观如上四句，诗人先写“闻道”，再写“走”“访”，直至东风荡入之后，方才写所见到的焕然春景，这全是紧扣“春还”二字娓娓写来，细如抽丝地再现了早春姗姗来迟的脚步儿声。
诗的后四句是邀请友人前来醉饮赏春。五六两句是全诗的承转机杼之句。“碧水浩浩云茫茫”是比兴用法，没有更多的意思，不过是用景语虚引而已。从而自然贯通到“美人不来空断肠”一句上来。既然春已回归，而美人未至，岂不辜负了一片融融春光！为此诗人才说他有“断肠”之恨。称友人为“美人”，亦不过是言思念之切，用这样戏谑俏皮的诗句寄给友人更见友情的亲密。
“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是说自己已经预先将青山中一片石拂拭干净，只等友人来此痛饮一番。这两句写得尤为精采。诗人不直言说透“邀请”二字，而是通过丰富的想象，运用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便把邀请的殷切之情表达出来了，同时还含有共赏春光之意，这样便与前四句所婉转写出的盼春、迎春之意暗暗沟通了。古人作诗，结句大体不出景结、情结两法。本诗当属予情结。全诗结末一股按撩不住的赏春激情全从“连日醉壶觞”数字一涌而出，足以荡人心魄。
清代袁枚提倡诗要有“性灵”，他在《随园诗话》中曾说：“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本诗之妙，即在于写阳春之气不落俗套。比如诗中“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就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话虽然说得通俗，但是新鲜活泼，全似从心里流出，饶有情致。又比如“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也一是出于一片真情。这就证明：只有情真，才有诗人自己的个性。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篇小品文一共两段，第一段叙述朱买臣“贵”后对其前妻表示的“仁者之心”；第二段记述“越妇”之言，揭露朱买臣“匡国济民”是假，“急于富贵”是真，本质虚伪。全文借古讽今，言辞犀利，借朱买臣前妻之口，表达对封建官僚的讽刺之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朱买臣的故事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是这样写的：朱买臣未得志时家中贫穷，不治产业，砍柴为生，讴歌道中，他的妻子感到没有面子，多次劝他，他更加高唱不止。他的妻子就离开他，改嫁别人。其后，朱买臣独自行歌道中，在山坟担柴。前妻与夫家上坟时看见买臣饥寒，给他饭吃。后来，朱买臣当上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官府为迎接他差遣人打扫道路，他的前妻和她现在的丈夫也在其中。朱买臣收养了他们，一个月后，他的前妻上吊而死。在《汉书》中，这个故事是用赞美朱买臣不计前嫌、不忘旧情、感恩图报的笔调来叙述的；而他的前妻也只是一个见识短浅、不能吃苦的普通妇女。她是在惭愧悔恨中自杀的。罗隐在这篇短文中却反其意而用之，引申发挥，虚拟了朱买臣妻的表白，朱买臣成了被讽刺的对象，讽刺他一旦得到富贵就只贪图享受，不思匡国安民了；而他的前妻却是一个有见识、有气节的妇女。她不但敢于对近侍批判朱买臣，揭露他通达后不思“安民济物”，却“急于富贵”的虚伪本质；并且表现了不“食其食”“闭气而死”的可贵气节，从而揭露批判了晚唐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借口“匡国”“安民”，实则热衷功名利禄、言行不一的虚伪本质。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借古讽今，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作者善于运用委婉的判断语气和反问语气加强讽刺意味。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言辞犀利，发人深思，正如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那样，“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这正是罗隐小品文的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