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鞭鞭玉马。戏走章台下。笑杀灞桥翁。骑驴风雪中。
玉鞭鞭玉马。戏走章台下。笑杀灞桥翁。骑驴风雪中。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优钵罗花即岑参所认定的印度梵语中的雪莲花，按照作者在序言中的说法，优钵罗花这个名字他最早是从佛经里读到的。唐代的西域居民多把优钵罗花想象成神山圣域里罩有灵光圈的小佛像。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四句写在天山南部、火山北部，一种人未曾识的奇花异草生长于其间，其茎干、叶片皆晶莹玉润，浓绿如翡翠，亭亭匀秀，美丽婀娜。
“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四句写此花碧叶六片，翦翦如齐，花瓣有及，色如凝脂，夜晚掩合如羞，清晨幽心静放，笑对骄阳，其香清幽淡雅，沁人心脾，叹此花为何生于寒荒西域，而不生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中原大地，使有道之士、高洁君子但有知音之赏、惺惺相惜，而不能植于静室，相濡以沫。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这几句写将此花移于官署，使其高情逸态、淡放幽香涤尽官署锈染浊蚀的纷纭伧俗气，增其恬淡，秀其玉色，也使诗人日日得以耳濡目染，声气相求。叹此花高洁秀逸，幽香独放，亭亭静植，不蔓不枝，有君子澹泊明净之心，有贞女沉静清淑之态。耻于与众草为伍，择地而居，深山幽谷，冰霜侵逼，抱寒寂对幽冷亦淡定自若，无怨无艾，不因无人而不芳，不为孤影而自怜。如握瑾怀瑜的君子啸傲林薮，抱道自持，也绝不同流合污，和光同尘。
“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二句写诗人叹此花清雅高洁，如高尚其志的隐士，定是佐王的股肱大才，必当献于君王以其光明和德化布于天下，怎奈山长水阔，阳关路远，君王难致。
此诗长短不拘，随情感的波动而蜿蜒前进，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文学技巧和精湛的表现手法。全诗以花自喻，以花独居僻壤，喻自己穷居塞外；以花种类奇特，喻自己胸怀大略；以花的独自开放，喻自己的洁身自好、特立独行；以花的罕为人知，喻自己的怀才不遇；以花因路途遥远无法上闻帝王，喻自己远戍边塞，晋身无阶。古人以物喻人者为数不少，但像此诗这样切合得丝丝入扣，以至有花与诗人简直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之感的则并不多见。这首诗堪称唐代以物咏志的边塞诗中物我融合较为完美的一首。
此诗为歌行体，形式灵活自如，多用散句，穿插变化，以韵调、用意来调节字句，流畅和谐，调如辘轳，而圆转自如。词不妩媚，而清秀淡朴、婉转有致，也颇合于诗的内容和格调。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