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不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不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不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数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不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数”，指生于水边的红色数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数，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数，呼之为火数。”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数映风蒲。”而词中的“红数”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数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不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