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有时正话反说，把极严肃、极庄重的事情用开玩笑似的风趣笔调抖落出来，使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受到强烈的震撼。此诗便是一例。
刘祁曾介绍此诗的本事说：“麻征君知几在南州，见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行人扇图诗云云。虽一时戏语，也有味。”（《归潜志》卷九）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正话反说，本来山东赋税很重，诗人有意反说成“幸自山东无赋税”；本来雨中行人正需要赶路，诗人有意反说成“何须雨里太仓黄”；明明是诗人在这个人世上有满肚皮牢骚需要发泄，却故作镇静，反而责怪这个世上太忙乱了，故画家“画出人来也着忙”。
诗人借题发挥，写作的这类讽刺小诗不少，《归潜志》所载《戏题太公钓鱼图》、《道人》等皆是同一路数，在冷嘲热讽中对时弊给予了尖锐的针砭。林纾曾总结文学史上这类文字的特点说：“凡文之有风趣者，不专主滑稽言也。风趣者，见文字之天真，于极庄重之中，有时风趣间出。然亦由见地高、精神完，于文字境界中绰然有余，故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春觉斋论文》）准此而言，本诗正是这样一首饶有风趣的佳作。
该诗记述了诗人雁门途中所见，写出元朝统治下，兵役繁急，剥削惨重，官吏贪残，法令严酷，北方人民呼天不应，走投无路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憎恨。全诗描写具体，语言苍劲，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概括力。
开篇四句，入手擒题，笼盖全篇。诗人在金城，被朋友款待，沉醉在欢歌乐舞之中，出门体察人民的生活状况，心中陡起无限的哀伤。“金城”交代地点，紧扣诗题“雁门”，“出门览民风”，交代事由，紧扣诗题“所见”。“惨惨愁肺腑”，则写出了诗人心绪，定下了全诗基调。“兀兀醉歌舞”与“惨惨愁肺腑”相对照，以有钱人的奢侈享乐与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老杜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同样的用意。
“去年”以下八句，写诗人“所思”。“出门览民风”以下，似应写诗人出门所见，但诗人在此却宕开一笔，通过翩翩思绪来回溯去年以来人民的惨愁景象。先写兵祸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去年夏秋旱”，旱象连连，愁情绵绵；“七月黍穗吐”，秋禾吐穗，希望顿生；“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一夕之间，被连营军队，踏成平地，希望又成灰。在曲折跌宕中把人民饱受的战乱之苦表现了出来。再写严酷的赋税对人民的掠夺。以“急星火”状“调度”，写出了赋税催交的急迫；以“捶楚”来示“逋负”的后果，写出了催交赋税手段的残酷。丰收在望的庄稼已被“营幕”踏成平土，农民们颗粒无收，而“调度”之急，依然如故，“逋负”即受“捶楚”，残暴的统治确像“网罗方高悬”。即使想要“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但“乐国果何所？”用“网罗”比喻残害、掠夺人民的反动统治，见出其无所不在；用“果何所”说明“乐国”的虚幻，表现了人民无路可走，无处逃生的惨绝境况。
“食禾”四句，写诗人“所慨”。该四句是诗人对“去年夏秋旱”之后，人民所遭惨祸的根源所在经过理性思考后向统治者发出的义愤填膺的控诉与抨击。食人民禾的有百千害虫，吃人民肉的不止一只老虎。“有百螣”“非一虎”，写出了残害人民的祸害之多，“食禾”“择肉”写出了残害之烈、之酷。禾未秀即“食”，“肉”已无还“择”，其贪婪、残暴，令人发指。“食禾”之“螣”、“择肉”之“虎”的像中之意，透过诗人刻画，端倪已现，诗人把抨击的矛头，直指暴政黩武的蒙古统治者。人间“螣”“虎”为害，乐国无所，而天也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呼天天不闻”，把诗人的极度愤慨和人民呼告无门、愁绝无助的悲惨境遇表现的凄切生动。叫地不灵，呼天不应，一篇感慨讽喻的诗篇，又于事何补。诗人只有徒唤奈何，感叹自己无力救民了。
“单衣者谁子”遥承“览民风”，“书”“雁门道中”“所见”之事。一般说，诗歌的人物描写，往往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求其神而不袭其貌，甚至是一个侧面，一个镜头，或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了。此处“单衣”，即是如此。虽未见人物形体、外貌，以及其他方面，但透过“单衣”的“剪影”，想到了人物为生计奔波的劳碌的面容，看到了人物贫困的处境。时届秋冬，远行人还穿单衣，生活之贫困宛然若见。“贩籴就南府”，写人物的行动。家无粮，不去贩籴又何以活命。“就南府”，从侧面证实了雁门一带的颗粒无收，人民的生计无着，无奈中只有向“南府”贩籴了。“倾身”两句写事因。“倾身”状其用力之大，“远”写其行程之遥，行人不顾路远而倾身前行的原因，只是为了“营一饱”。“营一饱”与“倾身”“远”相衬，表现了人物为饥寒所迫，而不得不远行的苦痛。“盘盘”二句写山道难行。“盘盘”已写出了山道的曲折回旋，再加上“雪”积、“涧深”，更见出了山路的险陡难行。结尾两句，在路弯弯、雪皑皑的背景上，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半山中，一辆破车，人拖、牛拽，不胜苦累。面对此景，诗人喊出了心中的郁积：“人牛一何苦？”险峻的山道与半岭驱车的意象对举，显示了与老杜的“不为贫困宁如此”相近的意蕴，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此段诗人极写行人衣着之单薄，行程之遥远，道路之险阻，与“食禾有百媵，择肉非一虎”在诗意上遥相对应，写出了人民铤而历险的原因，揭示了“苛政猛于虎”的主旨。
在艺术上，该诗一是采用了以赋为主，兼用比兴的手法。诗人在雁门道中的所思、所慨、所见，全用动态的诗法叙述出来，语言朴实，诗意淳厚。同时也用了比兴手法。“调度急星火”，“网罗方高悬”，“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就是用的比兴手法：二是时空交织，诗境开阔。诗把无限的时空中发生的事都和在雁门道中所见的事交织在一起，织得天衣无缝。诗人在雁门道上只看到一个单衣青年在大雪茫茫、山路崎岖的半岭赶着牛车南下贩籴，却在这个背景上摄入了去年夏秋大旱的天灾，又摄入了七月禾苗吐穗时又被元军在一夜间踏成平土的兵祸，“去年”，今日，时空不断拉长；诗不仅写了雁门道中“人牛一何苦”的惨象，而且还摄入了“调度急星火”，写了处处“罗网方高悬”，处处无“乐国”，空间不断扩大。写了处处，时时，有许多“食禾的媵”，有“择肉”而食的“虎”。时空的交织，创造了一个广阔辽远的意境，使诗的主题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三是诗意层层递进。诗表现人民苦难，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叙述方法。禾穗方吐，一昔成土；充军催租，急如星火；鞭扑捶楚，网罗高悬。一层进一层地表现了人民的无以复加的悲苦情状。与层层递进的诗意相应，诗采用了层层进逼的古调仄韵：“但平土。”“果何所？”“复何补？”“一何苦？”把诗人“惨惨愁肺腑”的情感和人民愁绝无助、悲惨凄苦，表现得酣畅淋漓。
这首词是作者与老友应酬之作，有戏谑之意，但也能见出作者性格中开朗而诙谐的一面。
起首两句，化用杜甫《徐卿二子歌》中“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的诗句，但把杜诗“吉梦”字面的来历“维熊佳梦”四字，以“梦”字叶“送”字。这样原本烂熟的典故，却也锤炼得别有一番风味。三、四两句，以夸诞大言，善颂善祷。“气横秋”字面本于孔稚圭《北山移文》“霜气横秋”，结合杜甫《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诗的“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而改用一“壮”字，切合小儿特点。第四句本出于《尸子》:“虎豹之驹，虽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气”。但这里主要仍然是翻用杜甫《徐卿二子歌》中“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的句子。上片四句，大多是从杜诗中借来，但一经作者熔铸，语言更觉矫健挺拔。
下片第一、二两句“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描写的是古时“三朝洗儿”的热闹场面。三朝洗儿，古时习俗，富有人家，一般都要大会宾客，作汤饼之宴。席上散发喜钱喜果，叫作“利市”。喜钱用之于汤饼宴上者俗称“洗儿钱”。据说唐明皇曾赐给杨贵妃洗儿钱，又见于唐王建的《宫词》，可见这个习俗，由来已久了。三、四两句才转入调笑戏谑。题下作者自注引秘阁《笑林》说:“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作者把这个笑话，隐括成为“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把晋元帝、殷羡两人的对话变成自己的独白，把第二人称的“卿”字换成第一人称的“侬”（我）字，意思是多谢，多谢，我是无功受赏了，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该着我有功呢？语言幽默风趣，谑而不虐，结果此语一出“举坐皆绝倒”，确实不是作者在自我吹擂。在这篇作品中，虽然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可言，但如果把眼光放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作者语言吐属的典雅得体，看他隐括前人诗句的技巧，是那么娴熟，老练，再看文字中所洋溢的欢乐气氛和作者自身开朗而诙谐的性格，岂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