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开元十三年（725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李白“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全诗开篇激昂高调，前四句均以“大鹏”自比。“大鹏”这一意象经常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现。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传说这只神鸟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翅膀拍下水就是三千里，扶摇直上，可高达九万里。大鹏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自由的象征，李白深受其影响，故而李白的作品中永远有最浪漫的幻想，永远充满对权贵的傲视和对自由的追求。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以大鹏自比，描写了传说中的神鸟大鹏起飞、下落时浩荡之景象，更是表现出了诗人李白此时豪情满怀、直冲青云之志向。李白在诗中第三、四句写到：“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大风停下来，大鹏落了下来，也会在江湖激起波澜。如果李白自比大鹏，那么李邕自然就是大鹏乘借的大风，李白在这里言明即使将来没有了李邕的相助，他也能在政坛造成非凡的影响。这种非凡的胆气不得不用一个“狂”字来总结。
诗的后四句，是对李邕怠慢态度的回答：“世人”指当时的凡夫俗子，显然也包括李邕在内，因为此诗是直接给李邕的，所以措词较为婉转，表面上只是指斥“世人”。“殊调”指不同凡响的言论。李白的宏大抱负，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被当做“大言”来耻笑。李白显然没有料到，李邕这样的名人竟与凡夫俗子一般见识，于是，就抬出圣人识拔后生的故事反唇相讥。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两句意为孔老夫子尚且觉得后生可畏，你李邕难道比圣人还要高明？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呀！后两句对李邕既是揄揶，又是讽刺，也是对李邕轻慢态度的回敬，态度相当桀骜，显示出少年锐气。
其实历史上李邕本人亦是一个侠义豪迈、天纵英才的人物，而且对后辈多为照顾。对于这样一位名士，李白竟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足见青年李白的气识和胆量。“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正是李太白的真正本色。
相思和借债给别人有一定的相似点，即都是出本钱的一方，共同点都是需要对方偿还，如果不偿还则一定不断地追；如果不追到手这赔就太大了，有时是本利全无。但放债的人目的就是追求利润，追求三分利，而相思的则只要把对方追求到自己手里则万事大吉，则是高傲的胜利者，根本就不计较利钱。这就是这篇小令比喻的基础。
“相思有如少债的”这句活的关键是“少债”二字，即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谁少谁的债，谁是追债的人，这确实需要思索一下方可以理清。如果从付出的角度来看，当然相思者本人是债权主体，以下的抒情都是她的内心活动。
“每日相催逼”意谓每日都催逼对方还债，实际是每天都在催促对方表态，催促对方赶快答应自己的求爱。这句也可以理解成相思之苦日日催人逼人折磨人，令人无法躲避，这将那时时刻刻萦绕于心、无法逃避的思念之苦，极为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两句写相思者的精神状态，也极其形象生动。愁，是相思者经常担负着相思的忧愁和讨不回债务的双重忧愁，这忧愁是极其沉重而难以担负的，而且更是不能指望三分利了。因为相思本来是自发的，对方是否知道都不敢完全确定，故利钱就更不敢指望了。“常挑着一担愁”，把无形化为有形，抽象化为具体，生动地表现出相思之深重，显示出很高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能力。
最后一句点出这种债务了断的的方式就是“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要求实在是太低了，见面时才能计算本钱，人家还不还还不好说，如果偿还算是要回了本饯，利息就不计较了。曲中把相思者一往情深，不可解脱而又急切之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小曲比喻新奇，语言爽利，一如小儿女声吻口气。用韵斩钉截铁，不押而叶，不期而遇，可谓百中无一，难有其匹。至于意味，更堪细玩。全曲浅中见含蓄，俗中见机巧，这是其高明之处。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拨不断·九重天》），在仕途中抑扬了大半辈子的马致远，晚年时还没有飞腾的机会，一直浮沉于风尘小吏的行列中。二十年俯仰由人的生涯，留给他的，该有多少辛酸的回忆！马致远后期散曲中，不止一次提到宦海风波，时时准备退出官场，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这首小令就作于马致远归隐之后。
此曲起首“菊花开，正归来”二句，用陶渊明归田的故事。马致远的确像陶潜那样，感到以往生活之可厌，是误入了迷途，而归隐才算是走上了正道。以下三句“伴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友白，在洞庭柑、东阳酒、西湖蟹”为鼎足对，将三组美好之事、高雅之人聚集在一起，极力妆点，说明归隐的生活乐趣：虽然闲居野处，并不谢绝人事，不过所交往的，都是虎溪的高僧，鹤林的道友，龙山的佳客；就像他最崇拜的杜甫、陶潜、李白这些古代杰出的诗人那样，在草堂之中，菊篱之旁，青山之间饮酒斗韵，消闲而自适。何况，还有洞庭的柑橘，东阳的美酒，西湖的螃蟹！这样的田园生活，自然让人为之陶醉，乐在其中矣。对于马致远的归隐，有些友人可能不友理解，因而在小令的最后，他才用诙谐调笑的口吻，作了回答：“楚三闾休怪！”这里，一点也没有否定屈原本人的意思在内，也不是完全忘情于天下，而是含蓄地说明，当权者的统治友糟，不值得费力气为它去卖命。这是他归隐的动机所在。
此曲用典较多，但并不显得堆砌。由于这些典故都比较通俗，为人们所熟知，以之入曲，抒写怀抱，不仅可以拓展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