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早秋》第一首的前六句，都是写早秋的景物。起句先从秋夜写起，在漫长的秋夜中，漂浮着一种清冷的气息。西风已经从翠绿的草地上兴起。
这两句诗，由感觉到视觉，由静而动，非常自然，而且寓情于景。表面看似乎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但如果我们联系宋玉《楚辞·九辩》中的“靓青秋之遥夜兮，心缭惋而有哀”句意，便不难理解诗人主观意识的作用。
这正如克罗齐在《美学)中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三、四句，作者选取残萤栖身于晶莹的露珠上，早飞的大雁拂过银河，这两个典型景象一动一静，一俯一仰，一远一近，互相对照，相映成趣，很自然地将时间由夜晚推到了黎明。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拂晓来到，所看到的景物也更加清晰。五、六句写了高大的树木，显得更加茂密，远处的山岭，由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看得更真切，显得也像更多了。以上六句诗，不仅时间顺序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所选的景物，也都具有早秋特定时间里的典型物色，使我们有如看到一幅幅早秋的联环画。而诗中凄清，萧瑟的景物，又隐隐透露出诗人无奈的孤寂之情。
结尾二句是诗的点睛之笔。从淮南一片树叶的落下，而引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为自己要终老于雾霭苍茫的江边而哀伤。人们常说“一叶知秋”一片落叶不仅可以预示秋天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作者的身世飘零，身不由己及仕途无路的感慨。作者从落叶联想到自己的终身将终老江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哀痛之情不言而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前面凄清景物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感情抒发作铺垫。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还为第二首诗预留了表现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二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三、四两句作了解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仕途渺茫，高官显爵已经没有希望了，而要想归隐成仙又可望而不可及。可见，一种对未来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始终困扰着作者。而这种感慨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魏晋时期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曾发出“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感慨；唐代的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甚至要大声呐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世路艰难，对未来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这种情绪自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五、六句，引古人以自况，到了老年才理解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贫病交加的艰难，穷困时更加体会到东方朔的苦辛。作者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古代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的坎坷遭遇，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打击的现实。诗的最后从古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以反诘的语气作结。生公虽能令顽石点头，庄周虽能抛却尘世追求逍遥游，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师法榜样呢?
这是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卜，表现出对目己禾采雨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要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正是作者“悲”的缘由。
其三
第三首，开头两句，又以“悲”字领起。虽然蓟北南归的大雁离这里还很远，但身在淮南的作者，却已经感到悲伤。这里景情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和不协调，使人感到作者的“悲”好像是毫无来由。但接读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尽管雁犹远，但秋天的脚步却还是毫不客气地临近了。
三、四句景物描写，剩余的桃子间或掉到井里，秋天新开的菊花已渐渐地接近了篱笆。这里作者通过静中有动，以动衬静的表现方法，把环境写得非常空灵，寂静，正好衬托出作者孤寂无奈的心情。
秋天的来临，标志一年又将结束，而自己却仍然是仕途无望，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是读书习剑两相耽误，如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中所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吗?思来想去，也难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最后只好暂且以琴和酒，聊以消遣自持，并且在西书房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写下了咏贫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类乎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旷达态度，从而结束了全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长夜里一片清凉，绿色萝叶问吹起了西风。
残萤栖息在露珠晶莹的花草之间，雁群掠过初秋的星空。
晨光里高大的树木依旧是枝繁叶密，晴空下重叠的远山显得分外清晰。
当枝头飘落下黄叶一片，我料想洞庭湖定是波浪涌起。
注释
遥夜：长夜。
泛：漂浮貌。
清瑟：清凉寒冷。
翠萝：翠绿的草地。
委：又作“椟”，委身，托身之义。
玉露：晶莹的露珠。
烟波：雾霭苍茫的水面。
墀：台阶，也指阶面。
蹉跎：时问白白过去，光阴虚度。
青汉：即天汉，指银河。比喻官高爵显。
迢递：亦作迢遰，高远之意。
相如：即司马相如，汉代著名辞赋象。
曼倩：东方朔，字曼倩。武帝时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以奇计俳词得亲近，为武帝弄臣。
生公：梁时僧人，名竺道生，为罗什法师弟子。传说尝于苏州虎丘寺讲《涅檗经》，人皆不信。后聚石为徒，宣讲至理，石皆点头。故世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
园吏：指庄子。他曾为漆园吏。
蓟北：古地名。因城西北有蓟丘而得名。旧址在今北京西南。
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表现作者对自己未来前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臣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写下这三首诗。
其一
《早秋》第一首的前六句，都是写早秋的景物。起句先从秋夜写起，在漫长的秋夜中，漂浮着一种清冷的气息。西风已经从翠绿的草地上兴起。
这两句诗，由感觉到视觉，由静而动，非常自然，而且寓情于景。表面看似乎诗人只是客观地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但如果我们联系宋玉《楚辞·九辩》中的“靓青秋之遥夜兮，心缭惋而有哀”句意，便不难理解诗人主观意识的作用。
这正如克罗齐在《美学)中所说：“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三、四句，作者选取残萤栖身于晶莹的露珠上，早飞的大雁拂过银河，这两个典型景象一动一静，一俯一仰，一远一近，互相对照，相映成趣，很自然地将时间由夜晚推到了黎明。而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拂晓来到，所看到的景物也更加清晰。五、六句写了高大的树木，显得更加茂密，远处的山岭，由于秋高气爽，天气晴好，看得更真切，显得也像更多了。以上六句诗，不仅时间顺序安排得井然有序，而且所选的景物，也都具有早秋特定时间里的典型物色，使我们有如看到一幅幅早秋的联环画。而诗中凄清，萧瑟的景物，又隐隐透露出诗人无奈的孤寂之情。
结尾二句是诗的点睛之笔。从淮南一片树叶的落下，而引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为自己要终老于雾霭苍茫的江边而哀伤。人们常说“一叶知秋”一片落叶不仅可以预示秋天的到来，同时也引发了作者的身世飘零，身不由己及仕途无路的感慨。作者从落叶联想到自己的终身将终老江边，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哀痛之情不言而喻。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前面凄清景物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最后的感情抒发作铺垫。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还为第二首诗预留了表现空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二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三、四两句作了解说：随着时光的流逝，仕途渺茫，高官显爵已经没有希望了，而要想归隐成仙又可望而不可及。可见，一种对未来前途的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始终困扰着作者。而这种感慨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魏晋时期的王粲在《登楼赋》中就曾发出“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的感慨；唐代的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甚至要大声呐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打击，从而使他们感到前途未卜，世路艰难，对未来产生悲观失望情绪。
这种情绪自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五、六句，引古人以自况，到了老年才理解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贫病交加的艰难，穷困时更加体会到东方朔的苦辛。作者从自己的际遇，联想到古代著名人物司马相如和东方朔的坎坷遭遇，相比之下自己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遭受排挤和打击的现实。诗的最后从古人想到自己的未来，以反诘的语气作结。生公虽能令顽石点头，庄周虽能抛却尘世追求逍遥游，但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师法榜样呢?
这是作者在屡遭挫折，仕途无望的情况卜，表现出对目己禾采雨途的迷惘与困惑，想要归隐，而又不甘心终老江边，这种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矛盾，正是作者“悲”的缘由。
其三
第三首，开头两句，又以“悲”字领起。虽然蓟北南归的大雁离这里还很远，但身在淮南的作者，却已经感到悲伤。这里景情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和不协调，使人感到作者的“悲”好像是毫无来由。但接读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尽管雁犹远，但秋天的脚步却还是毫不客气地临近了。
三、四句景物描写，剩余的桃子间或掉到井里，秋天新开的菊花已渐渐地接近了篱笆。这里作者通过静中有动，以动衬静的表现方法，把环境写得非常空灵，寂静，正好衬托出作者孤寂无奈的心情。
秋天的来临，标志一年又将结束，而自己却仍然是仕途无望，是什么原因使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呢?难道是读书习剑两相耽误，如孟浩然《自洛之越》诗中所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吗?思来想去，也难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最后只好暂且以琴和酒，聊以消遣自持，并且在西书房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写下了咏贫的诗作。表现出一种类乎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旷达态度，从而结束了全篇。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流露出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攀顶峰、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一二句写泰山山脉绵延辽阔；三四句写泰山雄峻磅礴；五六句写仔细远望，见群峰云生，仿佛有归鸟入谷。七八句想象将来登山所见景象，同时抒发自己的抱负。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是描写泰山的近景。一个“钟”字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面前像着了迷似的，为了看够，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说明已是薄暮时分作者还未曾离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最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并不满足看岳而是想登上山顶一揽盛景的心情。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惠文王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耿直或忠厚，或鲁莽或机智，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叹服。
抓住人物特征，人物形象凸现纸上。司马迁善于抓住人物主要特征进行极力渲染。如在对事迹颇丰的蔺相如这一形象进行处理时，便抓住“智勇”这一特征为核心展开描述。正如他在本传传末所论赞的：“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对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等事件进行描述时更是紧紧扣住蔺相如的机智勇敢这一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层层衬染，极力蓄势，造成人物形象的张势。司马迁在文中极尽渲染之能事，层层蓄势，有如王江截流。如他在文中五次渲染相如操天下王势为己用之睿智：为国纾难，利用国际舆论，借使秦负曲之势，奉璧至秦；秦王得璧不偿城，相如以“璧有瑕，请指示王”诓得玉璧后，抓住秦王贪婪的弱点，欲以璧击柱，借“秦恐璧破”之势威胁秦王；抓住秦国二十余君“不坚明约束”之过，借理在我方之势，使人怀璧归赵；渑池之会，借“五步之内以颈血溅王王”之势，逼秦王就范，为一击缶；借“赵亦盛设兵以待秦”之势，迫使秦不敢动武。相如勇智，已是光彩照人。行文至此，司马迁笔势陡转：多谋善断、意气风发的蔺相如竟对无理取闹的廉颇一再退忍避让，连门客都感到羞愧。当门客要离开他时，才袒露他“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胸怀。相如的绝顶智慧和贤相风采凸现在读者的眼前。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