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题目标明“记游”，本可记述游历经过和松风亭的由来及四周的景物。但苏轼非为叙事，而是明理。从“意谓如何得到”，悟出世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道理。这种即时放下，随遇而安，“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旷达态度，正是苏轼从自己丰富的人生磨砺中，触动外物，偶然得之的。一件本来令人沮丧的遭遇，换个角度想，豁然开朗，“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种思考方式，在后来贬谪过程中不断从苏轼笔下表现出来，这既是苏轼对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以乐处哀，又是苏轼在具体现实中始终不堕其精神品格、自我提升到一种旷远开阔境地的呈示。
文章读来有味，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由“思欲就亭止息”到悟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后的自得心情。这自得既表现在他对作出决定后“是心”“忽得解脱”的描述，又表现在他对“若人悟此”当有之事的想像。其实，他的自得，实是对随遇而安人生态度的肯定。小品仅记作者生活中的一点感受，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和事理的严密，思之所至，笔亦随之。又出语平淡、通俗却意味深永，能真实再现作者为人坦诚、天真、达观、有趣的一面。
文中写苏轼思绪变化过程，跌宕起伏，顿挫有致。深刻的道理能用家常话说出，真率亲切。其间几处宋时口语的运用，更能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
这首词写思妇望着柳条而产生的纷繁思绪。“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首句写柳树所在之地，“馆娃”和“邺城”，都是古时与美女有关的地方，西施曾居于馆娃宫中；邺城有铜雀台，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曹操姬妾歌女，都住在此地。这里用这两个地名，不仅使人想见其树，更想见住在那里的美人。树与人暗自映衬，柳的娇美自在不言中，并含有思妇以美人自况之意。越觉己美，春思愈切，于是举目眺望，所见只是远近垂柳，拂堤映帆。次句写江岸之柳沐浴春风，飘拂多姿，思妇由征帆而想起远去的征人。“馆娃”和“邺城”，一南一北，构成跨度很大的空间，配合着流水征帆、大堤杨柳，构成一幅广阔渺远的离别图。而“馆娃宫外”与“邺城西”、“远映征帆”与“近拂堤”，句中自对，则 又构成一种回旋荡漾的语调，渲染了一种别情依依的气氛。
“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二句，是思妇由柳条而产生的奇异想象：芳草可以使游子怀乡，柳条虽不是芳草，然而它也像芳草一样碧绿，而且还有袅袅长丝，它足以牵住远游的人儿，使他思归更切。这种意境是很新颖的。但上文既然说杨柳拂堤，枝条无疑是既柔且长，用它来系住游子的心意，又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想。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正是为了加强对方对于己方的系念。有这种习俗，又加上柳枝形态在人心理上所唤起的感受，就让人觉得 柳枝似乎真有此神通，能系住归心了。由此在趁势推进一层：“王孙游兮归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作者巧妙地借此说芳草没有能耐，反衬出柳枝神通之广大。
这首词不仅扣住《杨柳枝》这个词调咏杨柳，而且加以生发，决不沾滞在题上。词中的杨柳，实际上是系住游子归意的女子的化身。词中处处有伊人的倩影，但笔笔都只写杨柳；写杨柳亦只从空际盘旋，传其神韵，这是词写得很成功的地方。
诗的首句“千古风流八咏楼”，可谓写尽斯楼之风流倜傥，笔调轻灵潇洒，比摹真写实更为生动传神。次句“江山留与后人愁”紧承前句，意谓像八咏楼这样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兴壮采，甚至也不只是沈约似的个人忧愁，而是为大好河山可能落入敌手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愁。对于这种“愁”，李清照在其诗文中曾多次抒发过。事实证明，她的这种“江山之愁”不是多余的，因为“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人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戎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鸡肋编》卷中）。具体说来，继汴京沦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朝廷的驻跸之地建康、杭州也先后一度失守。曾几何时，金兵直逼四明，高宗只得从海路逃遁。眼下作为行在的临安，又一次受到金、齐合兵进犯的严重威胁。即使敌人撤回原地，如果不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打过淮河去，收复北方失地，而是一味用土地、玉帛、金钱奴颜婢膝地去讨好敌人，那么性如虎狼的“夷虏”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南宋的大好河山就没有安全保障。这当是诗人赋予“江山留与后人愁”的深层意蕴，也是一种既宛转又深邃的爱国情怀。
“水通”二句，或对贯休《献钱尚父》诗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及薛涛《筹边楼》诗的“壮压西川四十州”有所取意。对前者主要是以其“三千里”之遥和“十四州”之广极言婺州（今浙江金华）地位之重要；对后者改“壮压”为“气压”，其势比薛诗更加壮阔。看来这不仅是文字技巧问题。上述二诗之所以能够引起李清照的兴趣，主要当是因为薛诗对“边事”的关注和贯诗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骨。关于贯诗还有一段颇有趣的故事：婺州兰溪人贯休是晚唐时的诗僧。在钱镠称吴越王时，他投诗相贺。钱意欲称帝，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能接见他。贯休则以‘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作答，旋裹衣钵拂袖而去。后来贯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礼遇，被尊为“禅月大师”。贯休宁可背井离乡远走蜀川，也不肯轻易把“十四州”改为“四十州”。李清照对这类诗句的借取，或是为了讥讽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
此诗气势恢宏而又宛转空灵，这样写来，既有助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亦可避免雷同和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虽然好的标语口号富有鼓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诗，条件一旦有变，它也就失去了作用，从而被人所遗忘。李清照的这首（题八咏楼）历时八九百年，余韵犹在，仍然撼动人心，这当与其使事用典的深妙无痕息息相关。惟其如此，女诗人关于八咏楼的题吟，不仅压倒了在她之前的诸多“须眉”，其诗还将与“明月双溪水，清风八咏楼”一样，万古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