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正画。不过,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作者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正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正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讴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作者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