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顾敻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栩庄漫记》评曰:“顾敻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