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首联扣题,抒情写景:“高楼”,指咸阳城西楼,咸阳旧城在西安市西北,汉时称长安,秦汉两朝在此建都。隋朝时向东南移二十城建新城,即唐京师长安。咸阳旧城隔渭水与长安相望;“蒹葭”,即芦荻(蒹,荻;葭,芦),暗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的诗意,表思念心绪;“汀洲”,水边之地为汀、水中之地为洲,这里指代诗人在江南的故乡。诗人一登上咸阳高高的城楼,向南望去,远处烟笼蒹葭,雾罩杨柳,很像长江中的汀洲。诗人游宦长安,远离家乡,一旦登临,思乡之情涌上心头。蒹葭杨柳,居然略类江南。万里之愁,正以乡思为始:“一上”表明触发诗人情感时间之短瞬,“万里”则极言愁思空间之迢遥广大,一个“愁”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笔触低沉,景致凄迷,触景生情,苍凉伤感的情怀落笔即出,意远而势雄。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中“溪”指磻溪,“阁”指慈福寺,诗人有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 诗人傍晚登上城楼,只见磻溪罩云,暮色苍茫,一轮红日渐薄远山,夕阳与慈福寺阁姿影相叠,仿佛靠近寺阁而落。就在这夕照图初展丽景之际,蓦然凉风突起,咸阳西楼顿时沐浴在凄风之中,一场山雨眼看就要到了。这是对自然景物的临摹,也是对唐王朝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没落局势的形象化勾画,它淋漓尽致而又形象入神地传出了诗人“万里愁”的真实原因。云起日沉,雨来风满,动感分明;“风为雨头”,含蕴深刻。此联常用来比喻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气氛,是千古传咏的名句。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写晚眺近景,虚实结合:山雨将到,鸟雀仓惶逃入遍地绿芜、秋蝉悲鸣躲在黄叶高林,这些是诗人眼前的实景。但早已荡然无存的“秦苑”“汉宫”又给人无尽的联想——禁苑深宫,而今绿芜遍地,黄叶满林;唯有鸟雀和虫鸣,不识兴亡,依然如故。历史的演进,王朝的更替,世事的变化沧桑,把诗人的愁怨从“万里”推向“千古”,以实景叠合虚景,吊古之情油然而生。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作结,融情于景:“行人”,过客。泛指古往今来征人游子,也包括作者在内;“故国”,指秦汉故都咸阳;“东来”,指诗人(不是渭水)自东边而来。诗人最后感慨道:羁旅过客还是不要索问当年秦汉兴亡之事吧!我这次来故国咸阳,连遗址都寻不着,只有渭水还像昔日一样长流不止而已。“莫问”二字,并非劝诫之辞 ,实乃令人思索之语,它让读者从悲凉颓败的自然景物中钩沉历史的教训;一个“流”字,则暗示出颓势难救的痛惜之情。渭水无语东流的景象中,融铸着诗人相思的忧愁和感古伤今的悲凉,委婉含蓄,令人伤感。
此诗用云、日、风、雨层层推进,又以绿芜、黄叶来渲染,勾勒出一个萧条凄凉的意境,借秦苑、汉宫的荒废,抒发了对家国衰败的无限感慨。全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赋予抽象的感情以形体,在呈现自然之景的同时又体现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景别致而凄美,情愁苦而悲怆,意蕴藉而苍凉,境雄阔而高远,神完气足,为唐人登临诗篇之佳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登上高楼,万里乡愁油然而生,眼前芦苇杨柳丛生,好似江南汀洲。
溪边乌云刚刚浮起在溪水边上,夕阳已经沉落楼阁后面,山雨将要到来,满楼风声飒飒。
秦汉宫苑,一片荒凉。鸟儿落入乱草之中,秋蝉鸣叫枯黄叶间。
来往的过客不要问从前之事,只有渭水一如既往地向东流。
注释
蒹葭:芦苇一类的水草。
汀洲:水边平坦的沙洲。
“溪云”句:此句下作者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
“鸟下”二句:夕照下,飞鸟下落至长着绿草的秦苑中,秋蝉也在挂着黄叶的汉宫中鸣叫着。
当年:一作“前朝”。
故国东来渭水流:一作“渭水寒声昼夜流”,“声”一作“光”。
诗人首联扣题,抒情写景:“高楼”,指咸阳城西楼,咸阳旧城在西安市西北,汉时称长安,秦汉两朝在此建都。隋朝时向东南移二十城建新城,即唐京师长安。咸阳旧城隔渭水与长安相望;“蒹葭”,即芦荻(蒹,荻;葭,芦),暗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的诗意,表思念心绪;“汀洲”,水边之地为汀、水中之地为洲,这里指代诗人在江南的故乡。诗人一登上咸阳高高的城楼,向南望去,远处烟笼蒹葭,雾罩杨柳,很像长江中的汀洲。诗人游宦长安,远离家乡,一旦登临,思乡之情涌上心头。蒹葭杨柳,居然略类江南。万里之愁,正以乡思为始:“一上”表明触发诗人情感时间之短瞬,“万里”则极言愁思空间之迢遥广大,一个“愁”字,奠定了全诗的基调。笔触低沉,景致凄迷,触景生情,苍凉伤感的情怀落笔即出,意远而势雄。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中“溪”指磻溪,“阁”指慈福寺,诗人有自注:“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 诗人傍晚登上城楼,只见磻溪罩云,暮色苍茫,一轮红日渐薄远山,夕阳与慈福寺阁姿影相叠,仿佛靠近寺阁而落。就在这夕照图初展丽景之际,蓦然凉风突起,咸阳西楼顿时沐浴在凄风之中,一场山雨眼看就要到了。这是对自然景物的临摹,也是对唐王朝日薄西山,危机四伏的没落局势的形象化勾画,它淋漓尽致而又形象入神地传出了诗人“万里愁”的真实原因。云起日沉,雨来风满,动感分明;“风为雨头”,含蕴深刻。此联常用来比喻重大事件发生前的紧张气氛,是千古传咏的名句。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写晚眺近景,虚实结合:山雨将到,鸟雀仓惶逃入遍地绿芜、秋蝉悲鸣躲在黄叶高林,这些是诗人眼前的实景。但早已荡然无存的“秦苑”“汉宫”又给人无尽的联想——禁苑深宫,而今绿芜遍地,黄叶满林;唯有鸟雀和虫鸣,不识兴亡,依然如故。历史的演进,王朝的更替,世事的变化沧桑,把诗人的愁怨从“万里”推向“千古”,以实景叠合虚景,吊古之情油然而生。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作结,融情于景:“行人”,过客。泛指古往今来征人游子,也包括作者在内;“故国”,指秦汉故都咸阳;“东来”,指诗人(不是渭水)自东边而来。诗人最后感慨道:羁旅过客还是不要索问当年秦汉兴亡之事吧!我这次来故国咸阳,连遗址都寻不着,只有渭水还像昔日一样长流不止而已。“莫问”二字,并非劝诫之辞 ,实乃令人思索之语,它让读者从悲凉颓败的自然景物中钩沉历史的教训;一个“流”字,则暗示出颓势难救的痛惜之情。渭水无语东流的景象中,融铸着诗人相思的忧愁和感古伤今的悲凉,委婉含蓄,令人伤感。
此诗用云、日、风、雨层层推进,又以绿芜、黄叶来渲染,勾勒出一个萧条凄凉的意境,借秦苑、汉宫的荒废,抒发了对家国衰败的无限感慨。全诗情景交融,景中寓情,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赋予抽象的感情以形体,在呈现自然之景的同时又体现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景别致而凄美,情愁苦而悲怆,意蕴藉而苍凉,境雄阔而高远,神完气足,为唐人登临诗篇之佳作。
此诗大约是许浑于公元849年(唐宣宗大中三年)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所写。此时大唐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在一个秋天的傍晚,诗人登上咸阳古城楼观赏风景,即兴写下了此诗。
这首颂诗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太王)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这些事件,是周部族得以发展、得以灭商建国的重大事件,太王、王季、文王,都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对周部族的发展和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作者极力地赞美他们,歌颂他们,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厚的爱部族、爱祖先的思想感情。全诗八章,有四章叙写了文王,说明是以文王的功业为重点的。
全诗八章,章十二句。内容丰富,气魄宏大。前四章重点写太王,后四章写文王,俨然是一部周部族的周原创业史。
首章先从周太王得天眷顾、迁岐立国写起。周人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居于今陕西、甘肃接境一带。传说从后稷开始,做了帝尧的农师,始以农桑为业,并初步建国,以邰(今陕西武功一带)为都(见《大雅·生民》)。到了第四代公刘之时,又举族迁往豳(邠)地(今陕西旬邑一带),行地宜,务耕种。开荒定居,部族更加兴旺和发展(见《大雅·公刘》)。第十三代(依《史记·周本纪》)为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因受戎狄之侵、昆夷之扰,又迁居于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开荒垦田,营建宫室,修造城郭,革除戎俗,发展农业,使周部族日益强大(见《大雅·緜》)。此章说是天命所使,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尊天和尊祖的契合,正是周人“君权神授”思想的表现。
第二章具体描述了太王在周原开辟与经营的情景。连用四组排比语句,选用八个动词,罗列了八种植物,极其生动形象地表现太王创业的艰辛和气魄的豪迈。最后还点明:太王赶走了昆夷,娶了佳偶(指太姜),使国家更加强大。
第三章又写太王立业,王季继承,既合天命,又扩大了周部族的福祉,并进一步奄有四方。其中,特别强调“帝作封作对,自大伯王季”。太王有三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即王季)。太王爱季历,太伯、虞仲相让,因此王季的继立,是应天命、顺父心、友兄弟的表现。写太伯是虚,写王季是实。但“夹写太伯,从王季一面写友爱,而太伯之德自见”(方玉润《诗经原始》),既是夹叙法,亦是推原法,作者的艺术用心,是值得深入体味的。
第四章集中描述了王季的德音。说他“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比大邦,克顺克比”,充分表现了他的圣明睿智,为王至宜。其中,用“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突出其尊贵的地位和煊赫的名声;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说明了王季的德泽流长,又为以下各章写文王而做了自然的过渡。
《皇矣》在《大雅·文王之什》,当然重点是在歌颂和赞美文王。因而此诗从第五章起,就集中描述文王的功业了。
第五章先写上天对文王的教导:“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即要文王勇往直前,面对现实,先占据有利的形势。虽不言密人侵入和文王怎么去做,但其紧张的气氛已充分显示了出来。接着作者指出“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一场激烈的战争势在难免了。密人“侵阮阻共”,意欲侵略周国,文王当机立断,“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并强调,这是“笃于周祜”、“对于天下”的正义行动。
第六章写双方的战斗形势进一步发展。密人“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已经进入境内了。文王对密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并在“岐之阳”、“渭之将”安扎营寨,严正对敌。写出情况十分严峻,使读者如临其境。
第七章写战前的情景,主要是上天对文王的教导,要他“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就是不要疾言厉色,而要从容镇定;不要光凭武器硬拼,而要注意策略。要“顺帝之则”、“询尔仇方,同尔兄弟”,即按照上天意志,联合起同盟和兄弟之国,然后再“以尔钩援,与尔临冲”,去进攻崇国的城池。崇国当时也是周国的强敌,上言密,此言崇,实兼而有之,互文见义。
最后一章是写伐密灭崇战争具体情景。周国用它“闲闲”、“茀茀”的临车、冲车,攻破了崇国“言言”、“仡仡”的城墙,“是伐是肆”,“执讯”、“攸馘”,“是致是附”、“是绝是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从而“四方无以拂”,四方邦国再没有敢抗拒周国的了。这些内容表现了周从一个小部族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绝对不是后世所歌颂的单纯的所谓礼乐教化,而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扩张疆域,从而获得了灭商的实力。
由此可见,《皇矣》在叙述这段历史过程时是有顺序、有重点地描述的。全诗中,既有历史过程的叙述,又有历史人物的塑造,还有战争场面的描绘,内容繁富,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条理分明。所叙述的内容,虽然时间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精心的结构和安排,却又显得非常紧密和完整。特别是夸张词语、重叠词语、人物语言和排比句式的交错使用,章次、语气的自然舒缓,更增强此诗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