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诗的首联描绘作者黄昏时节初入太湖所见,颔联描绘进入湖心,银光撒满湖面,碧波粼粼,颈联写诗人面对此美景良宵,趁案头的官府文书不存在,何不开怀畅饮,吟咏赋诗,何其潇洒畅快;尾联写诗人竟留连不返,夜宿湖边。全诗境界壮阔,色彩明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太湖夜色的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这首诗的首联写向晚之景,颌联写月出之景,从中所透露出的是时间的推移,是欢乐时光的疾速飞驰。向晚时分,水天一色,幽静沉碧,树影交替叠映着霞光,深浅斑驳。不知不觉再抬头望向窗外时,“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月华流素,跃动在千顷冷波上,映照得水面如同飘扬的白练。岸边橘树千万株,橘树上的橘子在霜降之后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金黄,仿佛镀上了一层金粉。这两句中都写到了树,然而情态却是大不相同,前者是黄昏时分的树,影叠霞光是光影交替的朦胧之美。而后者是月光下的橘树,黑暗中擎起一只只橘子,仿佛挂着无数只散发着暖黄灯火的灯笼,饱和的色彩透露出的是热闹繁华之美。“万株金”的橘树,昭示着宴乐已经进展到欢腾的高潮了。
颈联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宴会的场景,而是表达了自己的心志:幸好没有公文案牍劳我形体,何妨一醉而归?即便处处笙歌,我仍要放声吟诗明志。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诗人却反其意而行,无案牍之劳形,但需吟诗与丝竹相伴相映,可见诗人沉醉在欢乐之中,春风得意之感已跃然纸上。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以“十只画船”写出宴乐场面之宏大,以“何处宿”“太湖心” 写出宴乐之尽兴忘归。诗人以“宿湖中”为题,却只在最后一联中点题,给人以恍然之感,原来这“宿湖中”非是苏东坡泛赤壁之上,也非杜甫驾船漂流于潇湘之中,而是欢宴未尽,暂宿湖上之意,颇有“夜未央”的狂欢意味。
这首词是陆游四十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的。他到夔州到写这首词时不过一年多,却连上岁尾年头,开口便虚称“三年”,且云“流落”,从一入笔就已有波澜之情。次句以形象描写“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破尽”可见穷之到了极点“尘满帽”描写出作者在道途中风尘仆仆,行戌未定的栖遑之态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活画出一个沦落天涯的诗人形象,与“细雨骑驴入剑门”异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发。身似浮云,飘流不定;愁如春草,刬去还生。以“西瀼渡头”、“瞿塘关上”为言者,不过取眼前地理景色,与“巴山道”三字相对应而已这上片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怀写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陆游当时那几年遭遇,是很难掂量出这些句子中所涵蕴的感情分量来的。
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岁又因为“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痛快:“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几乎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激昂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其实他是最了解这其中的缘由的。孝宗赵眘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劝说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个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片正面写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片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时光的虚度。这就在上片抑郁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泪,强颜随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凄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观全词,上下片都是写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条贯、错综,两不可失,此意刘永济《词论·结构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片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喜剧其实不过是更深沉的悲剧罢了。
词人亲眼看到金人南侵,君主被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中,写下了这首忠愤填膺的词,其凄凉怨慕之音,缠绵悱恻之感,溢于字里行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
全词不言国破君掳,巢复卵毁,而言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一种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跃然纸上。“春昼长”一语,把客观的景物描写,转向主观的心理感受,是景为情使,情因景生,抒情和写景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富丽堂皇的景物后面,蕴藏着深深的隐痛。接着词人把笔锋一转:“燕子归来依旧忙”,燕子是无情之物,它哪里知道楼殿依旧,而主人已换,仍然忙着衔泥,在旧梁上筑起新巢,俨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之感。最后“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点明题旨,怀念故君。结句真味无穷,辞意高绝,一个芳馨悱恻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因为它是从题前着笔,题外摄神,只用了一个“破”字,便把从清晨忆到黄昏,又从黄昏忆到月上柳梢,都沉浸在如痴如呆的回忆中。昔日的宫柳凝绿,今朝的淡月黄昏;昔日的笙歌彻旦,今朝的楼殿无人,在在是强烈的对比,在在是伤心的回忆,不言相忆之久,而时间之长自见;不言相忆之深,而惓顾之意甚明。“月破黄昏”是写景;“人断肠”是抒情,把写景和抒情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而景物在感情的丝缕中织得更加光彩夺目,感情在景物的烘托中更加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抒发深沉的感慨,不着一句实语,而是把山河破碎、君王被虏的残酷现实写进了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中.以物事人非的沧桑变换把往事堪哀的失国之痛表达得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