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
汉唐四朝，前后十朝，长安之名真正是名声赫赫，以至在唐以后长安成了国都的代称，李白《金陵》诗说：“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称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金陵为长安，实即今江苏南京。长安位居关中的中心，它的地理形胜于天下独居第一。
关中周围群山环抱，东有华山、崤山，西有陇山，南有终南山、秦岭，北有洛水东西的黄龙山、尧山和泾水两岸的嵯峨山、九嵏山。其中陇山又称陇坂、陇坻，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二省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过，上有清水四注而下。站在艰危苦寒的陇山顶上，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水一股向东流下，一股向西流下，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其中尤以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最为有名。
第一、三两首均以“陇头流水”起兴，与下文内容的联系是在陇头之水“流离”而下——无定所、不由自主方面。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一天，诗人骑着马在东流的驿道上行进。只见四周山高林密，绿色屏障连绵起伏，初升的太阳被遮得严严实实。直到早饭时分，依然雾气迷蒙。诗人策马走过两所邮舍（宋代的邮舍彼此相隔十至二十里）之后，路边的人家才相继打开竹编的门。渐渐地，一切都苏醒了，活闹了。路边的冬青树散发出缕缕清香，惹得野蜂成群而来，上下飞舞；园里的春荞麦有的已经结实，馋嘴的山雀不时前来啄食。置身子这个宁谧幽静而又生机勃发的环境里，倍感身心酣畅，真是难得的享受。诗人转而想到明天就要乘船离去，大江滚滚，天风吹衣，自是气势非凡，然而，“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离开自己的家乡兴国愈来愈远，离开自己熟悉依恋的山区景物愈来愈远，那孤凄惆怅的情怀便会与日俱增。诗的末联语极豪放，但结句“万里天风吹客衣”，着“客”字，顿呈回环跌宕之势，隐隐透露出游子的哀伤，与前六句意脉相连，浑然一体。
朴素、真切是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开头从山区的常态落笔，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读来倍感亲切，有如身临其境。原因之一是：它真实地展示了山区早晨（严格地说是上午大部分时间）所特有的环境气氛，不加修饰而境界顿出。原因之二是：诗人善于用虚字勾连烘托，使之前后关照，而又承转自然，不着痕迹。如次旬的“且”字除强调雾露稠密，久不消散这一山区特有的景象外，还和第三句的“已”、第四句的“渐”相互映照，起了浓化情境、突出题旨的作用。
作者王质常以苏轼自况，他的诗放旷不羁，也确乎有点苏轼的气派。以这首为例，脚韵全然合律（除首句押“支”韵，余皆押“微”韵。宋人诗首句常邻韵通押，故不可视为出韵），中间两联对仗也很考究，当是律诗无疑。但平仄的安排不合律处甚多，如首句第二字“高”，四句第二字“家”，当用仄声处却用了平声，纯是拗体，读来自有一种挺拔瘦硬之感，与情韵悠长的唐调不同。
前三联都是描述“东流道中”景物的笔墨，没有大的起伏跳荡，末联落笔于时空的现场之外，风波突起，境界大异。诗人借助于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腾挪功夫，使作品显得豪气横生，充分体现了宋诗风格。
这首诗描绘一幅了夜深人静，但更鼓声声，吹灯欲睡，月照雪映，窗更明的幽冷夜景。全诗简洁晓畅、清新可喜。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夜之静，雪之明，表现出诗人孑然一人夜中赏雪景的独特感受。
“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制造了更深人转静的环境气氛。“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它以“更鼓”、“人声”的一急一绝，形成对照，更深人静的过程，借助“沉沉”“渐渐”四叠字便生动形象地传达出来，使人仿佛听到夜神走动的脚步声。它又以两散行句结束，特意突出后二句雪映月增明的绝妙景致。
“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写雪映月愈明的景色。“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白。”灯本以照明，吹灯而窗更明，是因为夜空正高悬明月，大地又洒满白雪。末句不言雪而雪自见。诗人这时也许已和衣上床，却又欹枕待月。一年最后一个“十五”，既有明月当空，又有白雪洒地，很可能是诗人一生少遇的良宵。这时一盏寒灯，显已成为多余。不由起坐吹灯，临窗赏玩。由于白雪映衬，月光显得分外皎洁。真是天上地下，照耀如同白昼。
“月照一天雪”五字，准确地表现出诗人映雪赏月的独特感受，既写了实景，又传出真情，全诗就因有了此句而大增光彩。这两句的艺术灵感，也许是受张九龄“灭烛怜光满”的诗意的诱发，但它不是“望月怀远”，而是映雪赏月，则显属诗人的创造。它也不像韩愈、苏轼因有谪迁经历，而生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情思，只是直写这年最后一个“十五夜”雪中看到的月色。
此诗由于使用了对偶、散行句式交替出现的艺术手法，而收到了语言清新简净的效果。此诗所写腊半雪夜赏月的景致，可能会给人“幽冷”的印象，但它与柳宗元“孤舟”独钓的“孤独”心态迥然不同，因为作者并无柳氏南迁后的幽禁遭遇。它乃是一个生活安定的诗翁，十二月十五夜映雪赏月的真实感受，可以用诗人“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老莫作诗》）的艺术自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