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起句突兀,写醉中闻鸡起舞,表示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系心社稷,欲有所为。闻鸡起舞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雄豪杰报国励志的范典。“醉来”二字,隐涵沉痛和忿激。当时金庭君昏政乱,皇族倾轧,国势日颓,大厦将倾,词人喝酒醉后,忧国的情绪冲破自我克制,表现出本能的狂放的冲动。一听到中夜鸡鸣,便立即起身,长袖舞剑,气概凌霄。词人此时心境,与当年横槊赋诗,以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一样,壮怀磊落,忧从中来,惊感时局危迫。《短歌行》首创于曹操。当时汉室危倾,天下大乱,百业凋敝,生民涂炭。曹操宴上酒酣,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座者无不涕泣。这就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作《短歌行》,词人故说它“壮心惊”。这两句,也是对首句的串说,因为《短歌行》亦曹操醉中起舞所赋。作者在此强调人生短促、事业无成的忧忿。“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金朝曾占有中国西北疆域,当时,“西北神州”为元人所占,故有此说。词人与金朝的有为志士,就象东晋诸名士一样,痛心国土沦丧,但欲救国而不能,只得聚会新亭,一洒忧国之泪。其中也含有词人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寓意。词人刘克庄亦有“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的名句。“新亭”,在江苏省江宁县,东晋诸名士常于此饮宴,感国土沦丧,叹息流泪,而王导激愤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依旧一新亭”,语浅惰深,点破了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亦道出首句“醉舞”之隐衷。“三十六峰”以下三句,来了一个大跌宕,感情由悲壮低沉突变为高昂亢脊,形成一殷压抑不住的强大冲力,将全词情感高潮推向顶峰。嵩山为五岳之中,词人将之喻为倚天矗立的三十六柄犀利的宝剑。想象奇特,夸张形象。其间又运用宝剑精气上射牛斗的典故,说这三十六柄长剑,气象郁勃峥嵘,豪光紫气,上贯斗牛之间,这正是词人磊落胸怀和报国壮志的形象写照。上片八句,四处顿挫,抑扬郁勃,上凌九霄。
下片主要写老大无成,理想落空的悲慨。“古来豪侠数幽并”,承上启下。涵意有两层:一是说幽并多豪侠之士,但那已是往古的事,今之金廷却不多见;二是作者自谓,遗山乃并州人,他称自己尚存燕赵豪侠气概。《金史》称词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元德明传附元好问》),可见并非虚言。这是遗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他的自信。“鬓星星,竟何成”承前句而发,言己虽乃幽并豪侠之士,但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忧愁催白了鬓发,不能为国立功,竟坐看西北国土沦亡。凄戚感伤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是词人忿激之辞。意即,由于自己不在其位,报国无门,他日封侯,历史的编简定是为他人而青了这里,他借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其一)“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陈句,与杜诗命意相同。遗山当时已三十三岁,尚未贵显,遂叹借此身已是封侯无望。最后,词人表示自己既然用世无望,便只好独善其身,隐居屏迹。元好问在此词末自注云:“钓坛见《严光传》”。可知其虽珠到过桐庐。却也是以严光自比。但是,词人的遁隐,不是政作飘逸萧散,而是出于沉痛的社会政治原因。“风浩浩,雨冥冥”便是将风雨如磐,天地迷冥这大自然为之悲泣堕褶的氛围,来作为环境渲染,强调词人隐逸的万不得已和十分忧愤悲伤。
上片歇拍“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蝾”,是词人内心深处的本质情感,所谓酒后吐真言是也。“一掬钓鱼坛上涸,风浩诰,雨冥冥”,是写词人迫于客观形势万不得已的抑情绪的物化。这两种不同的境界,一豪壮,一悲凉,它代表了词人精神面貌的两个方面。前者兴会飚举,豪气磅礴,志贯长虹,后者感慨怨悱,气象萧森,猿哀鹤唳。这种心理矛盾的尖锐冲突,造成词人深沉的痛楚,是此词基调。作为幽并豪侠,不能一展雄才,栖迟零落,世道的昏昧,亦可以想见。爱国的词人,焉能不面对钓台,悲泪滂沱。这首词豪壮郁勃,磊落直率,挟幽并之气,能代表遗山词的风格。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