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这首词初看起来,是一首伤春念远的词。上阕写春光烂漫,又作转折,说春色如此美妙,却无人欣赏。下阕开头既已点明全词的“念远”主旨,接下通过回忆,写昔日邂逅的情境与别后的“幽怨”,后又回到眼前,烟月迷离,子规声咽,一片凄清景致,更增几多离愁。陈亮乃南宋气节之士,其创作绝少儿女情长。故有人认为此作寄托了恢复之志。
起首用“闹”字烘托花的精神情态,同时总揽春的景象,与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句相比,毫不逊色,加上东风软(和煦),更烘托出春光明媚,春色宜人。翠陌,翠绿的田野;平莎茸嫩,平铺的嫩草,用茸嫩形容初春的草,贴切恰当;垂风金浅,浅黄色的垂柳。迟日催花,春日渐长,催动百花竞放;淡云阁雨,云层淡薄,促使微雨暂收;轻寒轻暖,不寒不暖,气候最佳。这些都是春归大地后带来的春景、春色。荟萃如此多样的美好景色,本可引人入胜,使人目不暇接而留连忘返。可是歇拍四句却指出:在今朝,游人未曾赏玩这芳菲世界,只能被啼莺语燕所赏玩。莺燕是“能赏而不知者”(《草堂诗余正集》沈际飞语),游人则为“欲赏而不得者”(同上)。
鉴于人情世故都是这样,尚有何心踏青拾翠!过片两句,因寂寞而凭高念远,向南楼问一声归雁。从上片看,姹紫嫣红,百花竞放,世界是一片喧闹的,可是这样喧闹的芳菲世界而懒得去游赏,足见主人公的处境是孤立无助的,心情是压抑的。雁足能传书信(见《汉书·苏武传》),于是鸿雁充当了信使,因为征人未回,向南楼探问归雁消息。金钗三句,谓昔年赏心乐事,而此时已如风消云散。金钗斗草,拔金钗作斗草游戏。宗懔《荆楚岁时记》:“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青丝勒马,用青丝绳做马络头。古乐府《陌上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罗绶三句,谓难忘别时的恋情,难禁别后的粉泪,难遣别久的幽怨。罗绶分香,临别以香罗带贻赠留念。秦观《满庭芳》“罗带轻分”,亦此意。翠绡封泪,翠巾裹着眼泪寄与对方,典出《丽情集》记灼灼事。几多幽怨,数不清的牢愁暗恨。正销魂三句,有两种断法,一断在“魂”字后,另一断在“又是”后,两者都可,而后者较恰当。因为一结要突出“又是”之意,用“又是”领下面两句,由于又看到了与昔年离别之时一般的疏烟淡月、子规声断,触发她的愁绪而黯然销魂。子规,一名杜鹃,相传古代蜀君望帝之魂所化。(《华阳国志·蜀志》)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动人们别恨乡愁。
这首词上片,作者几乎倾全力烘托春景的无比美好,而歇拍三句,却来一个大转折,指出人们以不能游赏美好的春景为憾事,以如此芳菲世界被莺燕所占有为惋惜,才领会前面之所以倾全力描绘春景者,是为了给后面的春恨增添气势。盖春景愈美好,愈令人惆怅,添人愁绪,也就是春恨愈加强烈。杜甫所谓“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感时花溅泪”(《春望》),即为此种思想感情的反映。下片似另出机杼,独立成篇,其实不然,它是全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片有岭断云连之妙。上片因春景美好反而引起春恨,这是客观景物与内心世界的矛盾,而所以铸成此种矛盾的,伤离念远是一个主要因素,下片就是抒写离愁别恨的,因而实与上片契合无间。从赏心乐事的一去不返,别后别久的十分怀念,别时景色的触目销魂,都在刻画主人公的感情深挚。可是作者是一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黄宗羲《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的铁铮铮汉子,他写作态度严谨,目的性明确,每一首词写成后,“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引陈亮语)。所以很难想象他会写出脂粉气息浓郁的艳词。据此,才知下片的闺怨是假托的,使用这类表现手法在诗词中并不鲜见,大率以柔婉的笔调,抒愤激或怨悱的感情。此种愤激之情是作者平素郁积的,而且与反偏安、复故土的抗金思想相表里,芳菲世界都付莺燕,实际的意思则是大好河山尽沦于敌手。为此,清季词论家刘熙载评这几句词:“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宗泽)大呼渡河之意。”(《艺概》)以小词比壮语,不觉突兀,是因其精神贴近之故。
陈亮传世的词七十多首,风格大致是豪放的,所以明代毛晋说:“《龙川词》一卷,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欤!”(《龙川词跋》)后来他看到此篇及其他六首婉丽之词,修正自己的论点,曰:“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未能超然。”(《龙川词补跋》)其实毛晋本来的论点还是对的,无须修正。作家的作品,风格、境界可以多样。陈亮词的基调是豪放的,但也出现一些婉约的作品,毫不足怪。苏轼《水龙吟·和章质夫风花》、辛弃疾《摸鱼儿·暮春》,情调岂不缠绵凄婉,但毕竟与周(邦彦)、秦(观)不同,苏、辛和陈亮的词,和婉中仍含刚劲之气,所谓骨子里还是刚的,关于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