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棹百花洲。迢迢碧玉流。听笛声、何处高楼。如此江山无此客，虽有酒、奈何秋。
呼月出云头。问渠能饮不。笑人间、元自无愁。可惜月翁呼不出，呼得出、载同游。
回棹百花洲。迢迢碧玉流。听笛声、何处高楼。如此江山无此客，虽有酒、奈何秋。
呼月出云头。问渠能饮不。笑人间、元自无愁。可惜月翁呼不出，呼得出、载同游。
这是一首送别诗。生离死别，是人生痛苦事。因此，送别之诗大多消沉凄苦，字句显得沉闷。唐初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摆脱了这种传统的写法，成为送别诗中的名篇，徐铉的这首送别诗，虽不及王勃诗那样有名，但也别开生面，有其独到之处。
诗的首联扣题，写送别，先写送别时的形势。当时南唐偏安江南，其他地区正战乱不绝。朋友相别，离愁别绪，本来就够凄苦的了，又值兵乱不绝，更令人焦心。这“海内兵方起”一句，包含甚富，突出了感离伤别的浓重气氛，带出下句“泪易垂”之意。
颔联归结到王四十五身上，并抒发了诗人的惜别之情。“负米”事见《孔子家语·致思》，王四十三离开相对安定的地区，不辞艰险，回家尽孝。下句作一转折：“当此落英缤纷之时，我们二人正应把臂同行，赏花饮酒，你要回家尽孝，我只得在此送别，只可惜辜负了春光。”“无可奈何花落去”，惜别之情更见凄婉。送别的气氛，与王四十五的情谊，至此已抒写得淋漓尽致了。于是颈联语气一转，由伤离而劝慰。诗人另有一首《七夕应令》诗说：“斗柄易倾离恨促，河流不尽后期长”。“后期”亦同此义。这句是说，一别之后，可以鱼雁往来，相互宽慰，终还有相逢之日。末联“折柳”相赠，则是古代朋友相别时的习惯，以后就成了送别的代称。《三辅黄图·桥》即记“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唐代权德舆《送陆太祝》诗亦有“新知折柳赠，旧侣乘篮送”之句。这一联是说：我情意殷勤，折柳相赠，君须记取，这是向南之枝。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东都江都在江北，江宁则在江南，友人虽北去，然而思念朋友之时，必定会翘首南望的，所似特地说“此是向南枝”。这样，末联以折柳相赠，慰藉友人，归结全诗。
此诗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情意，抒写了离别时的缠绵情思，但伤别之中有劝慰，并不一味消沉。诗的语言也平易朴实，颇能感人。在送别诗中，是一首上乘之作。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知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知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
此词托为惜春，实际上抒写作者与一位恋人诀别的情事，其本事已不可考。
上片从惜春写起。开头三句，写春事阑珊。词首句起势不凡，为全篇定下了感恨的基调。以下三句，以夸张的手法，发出了留春无计的感叹：山崖再高，也难以阻挡春光匆匆离去的脚步；榆钱再多，也无法唤得春神的回眸眷顾。其间借“榆钱”而拈出“难买”，自然熨贴，堪称妙笔。“梅花”二句，以梅花寄恨，将惜春之情推向纵深。梅花本是报春使者，凌寒独放于百花之前，春华烂漫时与梅花作别，似乎还是左近的事，但曾几何时，它已果实盈枝了。“结子满枝头”暗用了一个故事：相传杜牧游湖州时看中一少女，与其母约定十年之内来娶。过十四年，杜牧出为湖州刺史，访该女，则已出嫁并生有两子。杜牧怅然为诗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作者化用这个典故，借以透出他伤春的个中消息。歇拍二句，便进一步揭出了这层底蕴：那垂杨画桥，柳湾兰舟，曾是他与情人幽会之所，此时风景依旧，但唯余一泓绿水，柳下无人系舟，当然再也看不到她的倩影芳姿了。以上，词人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将离情别绪融化于物象中，颇具深婉曲折之妙。
过片四句，连用两个比喻，感叹明如流水，往事绝无重现的可能。“覆水难收”，这句成语出于《后汉书》，原本是就军国大事说的，后来用以比喻夫妻关系断绝无法恢复此处借以喻指自己与恋人相诀、欢情不再的悲哀，将上片离恨再加强化。下面就进一步展开抒写这种复杂痛苦的心情。“凭画栏”三句，写词人由于心境不佳，想凭栏眺望，以舒愁怀，但触目都是足以惹起春愁的景物，因此他不再凭栏而走入楼内。“东风”两句写词人转头不看触目伤心的残春景色，但它还是追踪而至。那吹花搅絮的东风，到傍晚更来得厉害，把落花柳絮直卷入书楼，有心再来撩惹了。结尾两句构思奇特，以拟人和问句的形式，将燕子成双的物象与主人公的孤单悲苦加以对比映衬，淋漓尽致地刻划出主人公愈怕外物引发春愁愈无法回避的痛苦境地。
首联“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言这边报警的烽火刚一燃起，那边御敌的军队就已到来，表现了“侠客”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与“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之类的诗句相比起来，更显陡率、有力。诗歌的主人公是“侠客”，唯有这样的诗句才能自然、准确地表现出“侠客”的性格，侠客既不同于书生，又迥异于一般的军人。他豪爽而又能雷厉风行。“榆塞”不仅是实际的地点，而且还暗示了战争的正义性。诗中点出“榆塞”，是想表明“侠客”是为了戍卫边疆而出征。
紧接首联，诗人在颔联中就以生动的笔触，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侠客”非凡的武艺。“柳叶开银镝”，这里借用战国时养由基百步穿杨的典故，形容“侠客”箭无虚发，技艺过人。“桃花照玉鞍”，一个“照”字，将奔腾驰跃的骏马写得活灵活现。因为只有马飞驰时，鞍鞯上的金玉饰物才会闪闪发光。这里用的是烘云托月手法，不正面描写人，借写马从侧面衬托出“侠客”英姿飒爽、光彩夺人的形象。
颈联进一步表现“侠客”勇于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本来是指弓拉得满以致影如十五的圆月，剑出鞘光若闪闪的群星。但诗人有意不直说，反而写成“满月”是临摹弓的影，“连星”是飞入了剑之端。奇思异喻，生动传神。这里关于两军如何对阵未着一字，而敌人的望风披靡由此可见一斑。
尾联“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因郑少府远渡桑干，诗人联想到荆轲的易水之歌。“不学”“徒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郑少府赴辽从戎，是为了卫国守疆，不同于荆轲的报私仇；二是说此行抱有坚定信念，不作风萧水寒“一去不还”的悲歌。
这首诗送人从军，写得豪侠壮美。全诗写实的同时，把优美与雄壮两种风格截然相反的事物和谐地统一融合在一个画面中，体现了唐人乐观开朗的胸襟以及新型的战争观念。该诗不但格调高亢，音韵优美，词藻华艳，而且构思新颖，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