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是通过梅花来歌咏早春的，因为梅花在春天开得最早。首句写梅花之早。“南枝”，因为向阳，所以南枝上的梅花最早开放。“才放”，刚刚开放，也是说花开得早。“两三花”，只开了两三朵花，还是说花开得早。

　　次句写花香花色。“雪里”仍然说明花开之早，因为春天到来了，稍晚一点，就没有雪了。“吟香弄粉”是说诗人在雪中仔细吟诵与赏玩着梅花的香气以及花蕊、花瓣的形状与颜色，这四个字显然采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些”虽无实在意义，但是起了押韵的作用。

　　后两句写梅花开放的环境，它们显然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名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创造出一种朦胧美，同时又将花、雪、烟、月、水、沙连成一片。诗人不仅欣赏梅花，也欣赏了梅花周围诗情画意的环境。换句话说，诗人在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欣赏梅花，自然会别有一番情趣。这两句在对仗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不仅三、四两句相互之间对得非常工整，而且各句又分别采用了句中对的形式，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说了个一字师的故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也，不如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从强调“早”的角度来说，郑谷无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从欣赏梅花的角度看，“南枝才放两三枝”既强调了“早”，同时更有观赏价值，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此诗也自有它的生命力。

　　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这是一篇李清照写给翰林学士綦崇礼的答谢信，最早见于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四卷，赵彦卫给其取名《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今人常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和《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来称之。

　　在这封信中，李清照除了略对搭救她的綦崇礼表示感谢，其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阐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对那个以骗财为目地而“骗婚”的张汝舟的无情揭露。李清照这封极力为自己辨白的信并没有让宋人对李清照产生怜惜和同情，大多数看后都持讥讽的态度。而明清之人大多数称这封信为“伪作”，而不承认李清照改嫁，要为李清照改嫁说“辨诬”。今人多以这封信作为李清照改嫁的物证，把这封信当作研究李清照的重要资料。

　　结构布局是体现作家匠心和艺术构思的重要方面。李清照往往根据内容和体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结构方法，故其散文以灵活变化见长。观其现存作品。或取纵向结构法，或用横向结构法，亦有纵向、横向结合，明线、暗线交错之篇，可谓多姿多态，富于变化。

　　李清照在其散文中爱用典、善用典、精于典，下面是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的用典特点：

　　其一，用典频率高。《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四十五句（分句不计），典实近五十。

　　其二，用典精博明当。易安散文典实密集，却无堆砌感和艰涩感，这主要与作者的精于选择、巧于组织、善于表述有关。如刘伶和石勒的典故结合的天一无缝，好一句“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既说明张汝舟的凶残，自己面对凶残而无惧哉。

　　其三，用典妥贴自然，了无斧痕。如其用谈娘（实踏摇娘）正是一个被丈夫虐待的妇女，与她自己遭遇何其相似。

　　在结构布局上灵活变化，跌宕我姿，这是易安散文的特征，而用典则是李清照对散文驾驭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