荼＿芍药春将暮。最无情、飘零柳絮，搅人离绪。屈指秋风吹雁信，应忆西湖夜雨。谩岁月、消磨如许。上下四方男子志，肯临歧、昵昵儿曹语。呼大白，为君举。
荼＿芍药春将暮。最无情、飘零柳絮，搅人离绪。屈指秋风吹雁信，应忆西湖夜雨。谩岁月、消磨如许。上下四方男子志，肯临歧、昵昵儿曹语。呼大白，为君举。
该词是一首写伤春、思归的作品。词中蕴含着无限伤感，流露出作者满腹辛酸，这与词人仕途乖蹇，长期流落异乡是分不开的。
全词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春日景物的描绘之中。开篇二句，写初春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空园数日无芳信，恻恻残寒犹未定。”严冬刚过，园中花草尚无萌发的动静，所以说“无芳信”。第二句是写作者的感受，“恻恻”是悲痛之意，“残寒犹未定”是悲痛的缘由，“犹”字隐隐显露出词人盼春心切，对眼前的时令气候厌倦不满之意。“柳边丝雨燕归迟，花外小楼帘影静。”但是，柳树吐丝、春雨蒙蒙、燕子归迟等等都预示着春天已经来临。此时词人应该心情舒畅了，但事实又不是那样，“帘影静”的一个“静”字，说明那深居楼中的人并无心欣赏春景春色，帘影不动，气氛显得格外沉闷寂静，含蓄地道出楼中人，或者就是作者自己忧心忡忡，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下片写暮春景色，在景物描写中表现出词人心绪不佳的原因。“凭阑渐觉春光暝，怅望碧天帆去尽。”这二句写动作、感觉，情在其中。凭栏眺望，惆怅的情绪涌上心头，春光流逝，孤帆远去，更触动了词人的心思，“满堤芳草不成归”，已是绿草如茵的深春，久居异乡，不能“成归”，这句与前句“怅望”相承，与首联“恻恻”相呼应，道出了词人“伤春”的原因，就是“思归”。尾句“斜日画桥烟水冷”，勾勒了一幅清淡孤冷的画面，与“满堤芳草”映衬，进一步烘托词人因“思归”而苦恼万分的悲凉心绪。
第一首，唐天宝十四年（755年），东平郡王、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叛乱。范阳即幽州，在今河北省，古属燕国、冀州。“冀马燕犀动地来”即是说此事件。逃难路上，六军威迫唐玄宗下令缢死了“红粉”杨玉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初，玄宗也抑郁而死。所以说他“自埋红粉自成灰”。
杨贵妃佳人绝色，明皇认为她能“倾国倾城”，以至放心地“从此君王不早朝”。果真如此，危难来时只要玉环使个媚眼，就不愁安禄山不“倾马倾人”，也就不必路经马嵬仓皇逃难了。
冯浩注说“两‘自’字凄然，宠之适以害之，语似直而曲”，这话很有道理，这两个“自”字确实包涵了唐玄宗的无限痛苦。他不得已杀了杨玉环，也不得已使自己一片真情化为飞灰，这就和《长恨歌》里哀婉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传》里的“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兵卒）牵之而去”相近，不由自主地起了恻隐之心，有相似之处。李商隐毕竟是个重于“情”的男子，尽管他对荒淫误国者含有更多的痛恨心理，但当他面对两个生死分离的情侣的时候，尽管知道他们误国误民，心中却又油然而生了那恻隐之心。
第二首，开首即说“海外”，指杨玉环死后，唐玄宗曾令方士去海外寻其魂魄，在海外仙山会见了她，杨授以钿合金钗，并坚订他生之约的传说故事而言。诗人以玄宗心情设想，直说九州更变，四海翻腾，海外徒然悲叹，而“他生”之约，难以实现。三四句承上铺写。“空闻”、“宵柝”，即未闻“宵柝”；“无复”、“报晓”，即不用“报晓”。此皆承上两句“徒闻”、“未卜”之意，暗指杨玉环被缢于马嵬事。五六句转入实事。“此日”指贵妃赐死之日，“当时”指七夕相约之时。“六军同驻马”指禁军哗变，李、杨两人的爱情也一同“驻马”了，幻灭成空。“七夕笑牵牛”，意为七夕之夜，长生殿上两人曾欢笑密约，并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短暂；“ 当时”曾“笑”他人，而今却不如牵牛织女之长久相恋；相比之下，令人可悯而又可笑。诗人把六军愤慨之情与长生殿秘密之誓，相映成趣，议论深刻，笔锋犀利。七八句以反诘语气反衬作结。言贵为天子，但反不如百姓的爱情甜蜜，生活幸福。诗人借“莫愁”以寄托感慨。以“如何”来反问，暗含指责。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锋芒指向了李唐前朝皇帝唐玄宗。 一开头夹叙夹议，先用“海外”“更九州”的故事概括方士在海外寻见杨妃的传说，而用“徒闻”加以否定。“徒闻”者，徒然听说也。意思是：玄宗听方士说杨妃在仙山上还记着“愿世世为夫妇”的誓言，“十分震悼”，但这有什么用？“他生”为夫妇的事渺茫“未卜”；“此生”的夫妇关系，却已分明结束了。怎么结束的，自然引起下文。
次联用宫廷中的“鸡人报晓筹”反衬马嵬驿的“虎旅鸣宵柝”，而昔乐今苦、昔安今危的不同处境和心情已跃然纸上。“虎旅鸣宵柝”的逃难生活很不安适，这是一层意思。和“鸡人报晓筹”相映衬，暗示主人公渴望重享昔日的安乐，这又是一层意思。再用“空闻”和“无复”相呼应，表现那希望已幻灭，为尾联蓄势，这是第三层意思。“虎旅鸣宵柝”本来是为了巡逻和警卫，而冠以“空闻”，意义就适得其反。从章法上看，“空闻”上承“此生休”，下启“六军同驻马”。意思是：“虎旅”虽“鸣宵柝”，却不是为了保卫皇帝和贵妃的安全，而是要发动兵变了。
正因为如此，才“无复鸡人报晓筹”，李、杨再不可能享受安适的宫廷生活了。
第三联的：“此日”指杨妃的死日。“六军同驻马”与白居易《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同意，但《长恨歌》紧接着写了“宛转蛾眉马前死”，而“此日”即倒转笔锋追述“当时”。“当时”与“此日”对照、补充，不仅其意自明，而且笔致跳脱，蕴含丰富，这叫“逆挽法”。玄宗“当时”七夕与杨妃“密相誓心”，讥笑牵牛、织女一年只能相见一次，而他们两人则要“世世为夫妇”，永远不分离，可在遇上“六军不发”的时候，结果又如何？两相映衬，杨妃赐死的结局就不难于言外得之，而玄宗虚伪、自私的精神面貌也暴露无遗。同时，“七夕笑牵牛”是对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政事的典型概括，用来对照“六军同驻马”，就表现出二者的因果关系。没有“当时”的荒淫，就没有“此日”的离散。而玄宗沉溺声色之“当时”，也不曾虑及“赐死”宠妃之“此日”。行文至此，尾联的一句已如箭在弦。
尾联也包含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保不住宠妃，另一方面是作为普通百姓的卢家能保住既“织绮”、又能“采桑”的妻子莫愁。诗人由此发出冷峻的诘问：为什么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唐玄宗还不如普通百姓能保住自己的妻子呢？前六句诗，其批判的锋芒都是指向唐玄宗的。用需要作许多探索才能作出全面回答的一问作结，更丰富了批判的内容。
首联“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空”字传神，诗人身居潭州官舍，暮色中独登空楼，远眺之中，古今多少事一起涌上心头。“今古无端入望中”，已暗示明为吊古，实为伤今。陆昆曾谓“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伤在今，故曰今古无端”，颇能道出诗人用意及构思特点。
颔联“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浅深与重迭，为反义连用词与同义连用词相对，竹色与兰丛，草木名相对。望“竹色”而怀“湘泪”，借二妃事而哭武宗；见“兰丛”而怀“楚歌”，借屈原事而刺宣宗、白敏中。所谓“怨兰丛”，就是怨排斥异己，贬逐会昌有功旧臣的白敏中、令狐绚辈。
颈联“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上句借陶侃暗寓会昌有功之将帅之遭冷遇，下句则以贾谊长沙事暗寓会昌有功文臣之遭贬斥。李德裕的功高陶侃，规划同于贾谊，却被罢斥，引起诗人无限感慨。
尾联“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联与首联照应，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孤寂的情怀，慨叹世无知音，无人了解自己的心意，抒发自己身世凄凉的怨愤。
这首诗用典使文辞妍丽，声调和谐，对仗工整，结构谨严，而增加外形之美，与丰富之内涵。如陶公句，借当年陶侃之战功显赫，以暗讽当今之摒弃贤能。贾傅句，借贾谊祠中之蛛网尘封，风雨侵凌景象，而寓人才埋没之感，又切合潭州之地，典中情景，与诗人当时之情景，融成一体。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