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
从诗中所写景物表现出来的新鲜感看来,似为他初贬岭南时所作。开头四句,点题中的“早发”,交代了时间是在“春”、“晓”,并以晨空特有的“宿云”、“残月”极力渲染早发时的景象。这里用以借指从始兴县的江口地方至虚氏村途中经过的高山峻岭。从诗题看,当时诗人已经抵达虚氏村,村子离动身地点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内,距离广州尚有数百里之遥,是无法望见越王台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一样,上承齐梁余绪,讲究词采声律,从“宿云”二句的铺张笔法中,也可想见其“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本传)的诗风。
从“薜荔摇青气”开始的六句极写赏心悦目的南国景色,铺排有序,很见功力。前三句写树,错落有致,句中用一个富有动感并充满了生命力的“摇”字,生动地描画出了枝叶攀腾、扶摇直上与青气郁勃、无以自守的情态。在上三句中,诗人用笔由视觉而到嗅觉,“石响”句更进而写到听觉,由泉水奔泻的“石响”又转而看到回环流转的细泉。“抱叶”二句转写动物,这就使画面更充满活力,线条、色彩、音响以至整个情调更其动人了。
最后六句指诗人前面的铺排绘景是为了后面的写情抒怀。“南中”句使全诗的感情为之一顿,承上启下。“南中可悦”四字总括前面写景的笔墨,在文势上,这两句稍作顿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转之势,并暗示官场的荣辱无常,增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末两句的感情直承“鬒发”二句,并与“北思”二字相呼应。诗人直抒胸臆道:何时能走向返回故乡的路呢?“行剪故园莱”,与谢朓“去剪北山莱”、王绩的“去剪故园莱”同义,都是要归隐田园的意思。从文势上来说,最后六句浑然一体,同时又有内在的节奏。比之于水势,“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峡,大起大落,“鬒发”二句江面渐宽,水势渐缓,至末两句化成一片汪洋,隐入无边的平芜之中。
这首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诗风略解一二。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使这首诗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上似乎有些类似曹植的《名都篇》。首联写天子的狩猎队伍,从皇宫出发经过上林苑到达目的地——闲田。“闲”字至关重要,它说明了天子狩猎不是在良田上举行,不扰民,不害农。二三联写射兔过程,描写了一个热闹紧张的场面,其中“一发遂双连”是直点题目。四联从人、弓两方面描写射猎场景:上句言狡兔,“含霜草”意指霜还未化的清晨时分;“向月弦”,状写弓被拉得极满,如满月,这是借弓称美皇帝的技艺。五联是承上联而来,“欢声”、“喜气”都是对御箭连中双兔的说明,“动寒木”和“满晴天”,极言随从者称颂山呼之声。尾联以议论作结,犹言吾皇实有武技,胜于只在诗篇中空见射猎之事的陈思王曹植。
此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运用了衬托手法。狡兔三窟,兔子其实是一种灵敏矫健的动物,故很难射中,加上为示好生之德,狩猎时要让开一道,更增加了射猎的难度。但尽管如此,天子还是连中了两兔。射中双兔,除了因为有良弓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有百步穿杨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在反衬之下就显得尤为高超了,是对君王射艺的一种称赞。二、尾联含义深刻巧妙。陈思王曹植曾作乐府诗《名都篇》,写洛阳贵族子弟如何耽于斗鸡走马之乐,而无治国忧民之心,中间两度出现“我”字,看似自责,其实是刺世。诗人说“那似陈王意”,就意味着他写这首诗所抱的心情和曹植是不同的,并未对狩猎本事心存讽刺。文治武功向来是封建社会衡量好的君主的两个重要标准,此诗从一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种观念的影响。
此诗描述了唐代宫廷生活的一个图景,表达了对贡焙新茶的赞美之情。“凤辇寻春半醉回”,描述皇帝车驾出游踏春刚刚归来的情景,皇帝已经喝得半醉。这时候,“仙娥进水御帘开”:宫女们打开御帘进来送茶水。“牡丹花笑金钿动”形容的是一种欢乐的场面。其内容就是“传奏吴兴紫笋来”:湖州的贡焙新茶到了。据考,中国古代贡茶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地方官员选送,称为土贡;另一种是由朝廷指定生产,称贡焙。唐代茶叶的产销中心已经转移到浙江和江苏,湖州茶业开始特供朝廷,朝廷并在此设立贡焙院。湖州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采制宫廷用茶的贡焙院所在地。“吴兴紫笋”指的就是湖州长兴顾渚山的紫笋贡茶。从此诗的结句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宫廷中那种对湖州贡焙新茶的到来而欣欢欣喜悦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