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男女间的情事，最凄清感人的，莫过于“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宋李清照《一剪梅》)。人间的千种离情、万般别绪，历来是文人笔下常写常新的不朽命题。清代彭孙遹的这首《柳梢青》词，以惊才绝艳的笔墨，抒写了自己对一位绝代佳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情韵兼胜，洵为佳作。

　　“何事沉吟？”劈头自问，警醒有力，猛地攫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小窗”，“斜日”，点明地点，酿造一种静谧清雅的环境氛围。“立遍春阴”，盖指整个春天，极写驻足沉思之久。暮春时节，夕阳下，小窗前，词人独自一人，悄然伫立。入春以来，他日复一日，一直这么凝神地眺望远方。他久久地陷入沉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翠袖天寒”，语出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一位孤寂冷艳的佳人形象如在眼前。“青衫人老”，取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语意，一个泪湿青衫的词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原来，一个在天边，“日暮倚修竹”；一个在窗前，泣下青衫湿。两地相思，一样伤心。难怪词人“立遍春阴”，沉吟不已！“寒”，固然指天气，但心理上的凄寒似乎更明显；“老”，自然有生理上的表征，但更多的则是精神遭受折磨的外现。

　　“翠年旧事重寻”，过片飞越时空，将思绪切入翠年前两人相处的往事。翠年了，整整翠年，过眼的情事不知有多少！其中有甜蜜，有酸楚，有苦涩，如今重新寻绎，怎不叫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然而，回望天边，山岳高峻，遮挡了视线，江河深远，阻隔了道路。有情人天各一方，无由重逢，这是何等令人黯然神伤的憾事啊！“翠年”，人生旅途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山高水深”，地理位置上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自打分手以后，一直苦苦地相思，深深地煎熬。远方的佳人一定愁眉不展，黛眉锁成两点，如柳永《雪梅香》词所言“别后愁颜，镇敛眉峰”，而自己，就像梁朝的沈约那样，“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梁书·沈约传》)，终年多病而瘦损腰肢。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词人对而今的憔悴并无悔意。

　　这首词题为“感事”，当有一段真实的情事铭心，抑或是袭用香草美人的传统手法，发抒心中郁闷。但本事无考，不妨将它作为一首艳词来读。词中，天涯“翠袖”，窗前“青衫”，人相隔，心相连，两地相思，“一样伤心”；一个“两点眉峰”紧蹙，一个“半分腰带”渐宽，同样憔悴到而今。思致幽渺，神味绵远。难得的是利用时空切换，将两处离愁一并表现，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更具感染力。神态的描摹细致入微，心情的刻画淋漓尽致，而总体表现则是纯用赋法不假比兴。谭献谓这首词“不嫌太尽”(《箧中词》)，正是激赏词人这种语愈质直而情愈深婉的艺术表现。

　　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