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文人墨客常常借酒抒怀,使得酒成就了“钓诗钩”的美名。这篇《殿前欢》正是卢挚乘着酒兴挥洒而成的作品。这首小令写作者携酒游山,任性自然之乐。曲子开篇就带浓浓醉意,而后极力渲染率情任意的醉翁之态,意态飘逸。
“酒杯浓。一葫葫春色醉山翁,一葫葫酒压花梢重。”开篇三句渗透着浓醇的酒香,满目春色尽在酒中。醉后的卢挚品味出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意趣来。一杯接一杯的美酒,蕴藏着生机勃勃的大地和花枝叶茂的美景。酒“钓”出了春景和醉趣,作者将酒葫葫挂在枝丫上,显示出自己率真自然的醉翁情态。不仅作者自己如此,连书童也兴致高昂:“随我奚童,葫葫干、兴不穷。”两人就算喝尽了葫葫中的美酒,兴致也依然高昂。这时候酒已非必要的存在,作者因酒兴而诗意大发,畅游山水间,忘记了俗世的杂念,变得无拘无束。
“谁人共,一带青山送。”此时他已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于是有了“乘风列子,列子乘风”这样的妙句。列子名列御寇,是传说中得道的“至人”,是“任真脱俗”的代表。此处借用列子的故事来表现自己饮酒之后所达到的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精神境界。卢挚正如其笔下的醉翁一般,既不追求“桃花源”式的理想,他所表现出来的超然也并不是另有寄托,别有怀抱。官运尚算亨通的他,并没有矫揉造作地强诉愁思,而是表达一种纯净无忧的情怀。他饮酒不是为了排解忧郁,而是为了享受独酌的乐趣。以“酒”贯穿全篇,是这首小令的特色。卢挚处处将情绪的表达与“酒兴”结合起来,使整首曲子读来酣畅淋漓。最后两句句式反复,又增加了几分洒脱之趣。
卢挚是元代早期散曲作家“清丽派”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清丽”还没有像以后散曲那样过多地向词靠近。此曲体现了散曲特有的灏烂放达之趣。如“葫葫”一词在全曲中重复出现三次,这种情况是作诗词的大忌,然却是散曲特有的风味。这种以“葫葫”为语脉串通全篇,紧扣“酒杯浓”层层递进展开的作法颇得酣畅爽快的曲旨。而曲尾颠倒反复的句式更增加了全曲的洒脱之趣。此外,清丽之中而兼豪放,也是疏斋散曲的一大特色,此曲以“清”为里,以“放”为面,作者是在“我”的抒展中进入“冲虚”之境的。这种悠远和安宁与诗词大多以一种含蓄的内向深化而进入“超然”之境迥异其趣。
历代诗人的笔下,绵绵不断的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的,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但是在蒋捷词里,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词人从“听雨”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通过时空的跳跃,依次推出了三幅“听雨”的画面,而将一生的悲欢歌哭渗透、融汇其中。
第一幅画面:“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它展现的虽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场景,但具有很大的艺术容量。“歌楼”、“红烛”、“罗帐”等绮艳意象交织出现,传达出春风骀荡的欢乐情怀。少年时候醉生梦死,一掷千金,在灯红酒绿中轻歌曼舞,沉酣在自己的人生中。一个“昏”字,把那种“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奢靡生活表现出来。这时听雨是在歌楼上,他听的雨就增加了歌楼、红烛和罗帐的意味。尽管这属于纸醉金迷的逐笑生涯,毕竟与忧愁悲苦无缘,而作者着力渲染的只是“不识愁滋味”的青春风华。这样的阶段在词人心目中的印象是永恒而短暂的。以这样一个欢快的青春图,反衬后面的处境的凄凉。
第二幅画面:“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一个客舟中听雨的画面,一幅水大辽阔、风急云低的江秋雨图,一只失群孤飞的大雁。这里的“客舟”不是《枫桥夜泊》中的客船,也不是“惊起一滩鸥鹭”里的游船,而是孤独的天涯羁旅,孤独、忧愁、怀旧时时涌在心头。这时的雨伴随着断雁的叫声。这一个“断”字,联系了诸多意境,同断肠联系在一起,同亲情的斩断联系在一起,有一种人生难言的孤独和悔恨。“客舟”及其四周点缀的“江阔”、“云低”、“断雁”、“西风”等衰瑟意象,映现出风雨飘摇中颠沛流离的坎坷遭际和悲凉心境。壮年之后,兵荒马乱之际,词人常常在人生的苍茫大地上踽踽独行,常常尔奔曲走,四方漂流。一腔旅恨、万种离愁都已包孕在他所展示的这幅江雨图中。
“而今听雨”的画面,是一幅显示他当前处境的自我画像。一个白发老人独自在僧庐下倾听着夜雨。处境之萧索,心境之凄凉,在十余字中,一览无余。江山己易主,壮年愁恨与少年欢乐,已如雨打风吹去。此时此地再听到点点滴滴的雨声,却已木然无动于衷了。“悲欢离合总无情”,是追抚一生经历得出的结论,蕴有无限感伤,不尽悲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似乎已心如止水,波澜不起,但彻夜听雨本身,却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超脱沉静的大彻大悟之境,只不过饱经忧患,已具有“欲说还休”的情感控制能力。
捷的这首词,内容包涵较广,感情蕴藏较深。以他一生的遭遇为主线,由少年歌楼听雨,壮年客舟听雨,写到寄居僧庐、鬓发星星。结尾两句更越过这一顶点,展现了一个新的感情境界。“一任”两个字,就表达了听雨人的心情。这种心情,在冷漠和决绝中透出深化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虽“一任点滴到天明”,却也同时难掩听雨人心中的不平静。身在僧庐,也无法真正与世隔绝,也不能真正忘怀人生。
方位名词的巧妙运用,是这首词的一大特点。“少年听雨歌楼上”,追欢逐乐,无忧无虑,正是作者一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因而一个“上”字,正好暗合作者这样一种生活情境。“壮年听雨客舟中”,这时期的作者,进士及第不久,南宋灭亡,他不肯仕元,开始了漂泊生涯。“软语灯边、笑涡红透”的家庭生活既已失去,离乱生活,使他惟有感时伤怀,于客舟中听潇潇冷雨,吹瑟瑟西风,看辽阔的江面堆满铅灰色的云,失群孤雁传来凄厉的哀鸣,心境一何愁苦悲凉!但这时的处境与暮年相比,还未到达极端孤寂的境地,因而用一“中”字,倒也贴切。“而今听雨僧庐下”,已是白发老者的他,已经尝遍了悲欢离合的滋味,大半生坎坷遭遇的折磨,几乎使他到了麻木的地步,悲欢离合,已经无法掀动他感情的涟漪,因而他能够听任檐前冷雨一直滴到天明。作者真的已经麻木不仁、万念俱灰了吗?如果四大皆空,又为什么彻夜难眠呢?可见作者的忧愁痛苦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这另一种形式的愁苦,是情感的内敛与深化。这时一个“下”字,自然与作者风烛残年的境遇高度一致。三个方位名词,也许并非刻意安排,但作者一生的际遇,确实能从这三个方位名词上看出端倪,不是吗?
这首词以“听雨”为线索,以时间为顺序,选取作者一生三个典型片断,凸显词人晚年悲苦凄凉的境遇和心情。同是听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