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开头概要地叙述了金陵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变迁,是古代许多帝王看中的都城。接着着重描绘金陵百姓在蒙蒙细雨中送别王胜之的难舍难分之情。
过拍两句用游仙的比喻来称赞王胜之的品德高洁。最后以戏谑的语言、轻灵的笔意说明金陵算不得理想居地,其用意是宽慰王胜之。
在这首词中,词人送别酬唱的生活实景以及情感体验成为词作着力表现的主题。词人个体的生活体验进入词作表现的领域。与此同时,景物在词作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作用明显弱化。一方面,词中的景致不再是晏词中泛化、类型化的水乡风物,而是词人身之所历、眼之所见的现实的风景;另一方面,词中景与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景物不再是作品中的主导性部分,而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带有鲜明的人物活动的印记和影响。
从苏轼开始的以词作抒写主体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情感体验的创作方向,为后世众多的词人继承和沿袭。随着创作的不断丰富,词作中也融入了更复杂、多元的情感内涵。其中最集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功名的否定和对沉溺于功名之中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如“功名薄似风前絮”“守定微官真个错”“世上功名翻覆手”“名利场中空扰扰”等,便属此类歌咏。其次,与薄宦功名相伴而来的是对羁旅之愁和思家之念的倾诉,以及亲友离别的悲伤,如“征尘万里伤怀抱”“故园凝望空流泪”“那堪送客江头路”“忆昔故人为侣伴,而今怎奈成疏间”等,便属这类情怀的抒发。此外,归隐之愿的表达亦屡屡见诸笔端,如“从今莫负云山约”“此身甘被烟霞锢”“林泉况味终须好” 等。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