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临别依依,行者与送行者,相互留恋,却终于分离。“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送别者为行人设宴饯行,两人别离依依,千言万语说也说不尽,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捶鼓,犹言敲鼓,是开船的信号。船家已击鼓催行,而这一边却楼上把盏劝酒。“催”,见时间之难以再延。“高楼把酒留君住”,船家已经“催人”了,而这边还在把酒“留”人。为人饯行,按说应该先写“高楼把酒留君住”,之所以倒装,正是为了强调分离时的紧迫感。一”催“一“留”将“去"和"住”的矛盾突出出来了,并且带动全篇。“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行者欲去不忍,欲住不能,正左右为难之时,江水就快平潮了,“西江潮欲平”一语包含了无数未尽之言。这两句妙就妙在不直接说是去是留,而是通过江潮涨平的景象来说明答案。江潮涨满之时正是船家趁潮水开航的时候。
下片写别后的怀念。“知君何日同”,表现出难言的相思之情。“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这两句承上片“江潮”而来,说潮水有信,定时起落,而人一旦离去,两人便遥遥相隔再难相见。“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今日樽空而潮载君去,但未知潮水何日能复送君归来。这依然是情景和思忖结合。词中以回环往复的语言节奏,用来表现依依不舍、绵长深厚的“思致”。将送别之人心中的不舍之情和盘托出,尤为动人。
这是一首惜别词。作者词中以一推一挽之情劝住对方的眼泪,这种抒写伤离恨别心绪的表现手法,与宋词中写离别时常见的缠绵悱恻、肝肠痛断、难舍难分的情状有所不同。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
诗的头两句写唐王朝政策失误。唐朝廷为了抵御藩镇,养了大量的军队,加重搜刮财物作军费,百姓痛苦不堪。唐朝廷对军费的开支很不得当,不是用它训练军队、加强军事设施,而是用它滥施赏赐买取官兵的斗志,结果是得不偿失。诗人在这里批评了朝廷对平定叛乱的战争缺乏有效的措施。三、四句写军纪败坏。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将领的政策,使得将领们对任意违反军令的人不依法严惩,只知道虚报战功,借以得到厚赏。《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二年》记载:“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
五、六句写藩镇割据得以存在的原因。唐王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之乱以后,不曾有改善。在朝廷,宦官擅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操纵起皇帝废立生死的权力。诗人叹惋朝廷不求贤才辅佐,致使藩镇拥兵抗拒朝命。诗中形象地指出藩镇割据的形成与长期存在,关键在于朝廷内部贤人失位,政事不修。这种看法显然是比较深刻的。最后两句写战后的凄惨景象。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杀掠图。《资治通鉴·唐纪·文宗大和三年》记载:“沦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这“积骸成莽阵云深”一句,则形象地描绘出沧、景地区战后的惨状。
这首诗一中间四句连用典故,比喻恰切,讽刺辛辣,正反相间,对照鲜明,还用“未闻”、“唯是”、“但须”、“岂假”等词语加以串联,新颖多变,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