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开篇写衰草可哀，然后回忆衰草在春天披红戴紫、垂绿衔花的荣盛，最后详细铺写秋气对衰草的摧折，表现了秋的萧杀与衰草的可哀。全赋句式灵活，咏物兼以抒情，充溢着诗的意境。
“愍”是此赋的着眼点。此赋起笔转合自然，前四句先写衰草情状，以“荒径”、“寒菱”补足。中间写春日、春风中的芳草，以衔华佩实、垂绿散红等突出衰草往日的风姿。最后以“秋至”一转，言风、霜对芳草的侵夺，以“伤”、“悲”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强化“愍”的意象。“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对物候变化的体察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的领悟。卒章显其志，“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对衰草的怜惜实际上在观照着作者盛年易逝、晚年凄苦的心态。
全赋句式灵活，有骈偶句式，有五言句式，又有骚体句，咏物兼以抒情，使全赋充溢着诗的意境，其中亦夹杂着民歌的韵律，采用了回忆倒叙的赋法，从当时面对的此景此情入手，中间回忆虚写了小草从春到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了开头的感受，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衰草的哀怜写出了浓浓的秋意。
此赋记叙了作者与朋友们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为线索，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畅，到怀古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达观。全赋在布局与结构安排中映现了其独特的艺术构思，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在中国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并对之后的赋、散文、诗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说“人生如梦”么？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点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四段。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年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五段作结。第五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受，从中得到乐趣。
这篇赋在艺术手法上有如下特点：
“情、景、理”融合。全文不论抒情还是议论始终不离江上风光和赤壁故事，形成了情、景、理的融合。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作者抓住风和月展开描写与议论。文章分三层来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首先写月夜泛舟大江，饮酒赋诗，使人沉浸在美好景色之中而忘怀世俗的快乐心情；再从凭吊历史人物的兴亡，感到人生短促，变动不居，因而跌入现实的苦闷；最后阐发变与不变的哲理，申述人类和万物同样是永久地存在，表现了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写景、抒情、说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以文为赋”的体裁形式。此文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散文的笔势笔调，使全篇文情郁郁顿挫，如“万斛泉涌”喷薄而出。与赋的讲究对偶不同，它相对更为自由，如开头的一段“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全是散句，参差疏落之中又有整饬之致。以下直至篇末，大多押韵，但换韵较快，而且换韵处往往就是文意的一个段落，这就使本文特别宜于诵读，并且极富声韵之美，体现了韵文的长处。
意象连贯，结构严谨。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丝毫没有给人以重复拖沓的感觉，反而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词的上片，着重写作者出关后初见桃花的欣喜心情。词的开头两句写塞外春寒料峭。“四月”点明时值暮春，“出榆关”点题，“瘦骨”和“单衣”从两个不同侧面衬托出塞外特有的春寒。“看地尽”二句承“海风吹瘦骨”，写塞外风狂飙猛、飞沙走石的气候特点。“山侵”二句承“单衣冷、四月出榆关”，写群山延伸至渤海、万里长城连绵起伏的地势特征。开头六句，于荒寒中又寓有它特具的辽阔与壮美，格调浑厚。“人何在”七句写塞外春色。“人何在”一句反诘，写明这里人烟稀少，也表明诗人此时心境的孤寂。“柳柔摇不定”，写明在内地已是芳菲落尽、大地春归的时市，这里却是杨柳尚未吐叶丝，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青青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捕捉住“柳柔摇不定”这个典型形象，便颇为简洁地写出了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杨柳在凛烈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而“草短绿应难”一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了一幅笔墨，边寨小草才刚刚泛青，还是早春景色。诗人用一“难”字，抒写了感叹边地荒寒，希望尽早看到芳草绿遍天涯的心情。就在诗人急于寻觅边地春意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在那低矮的断壁残垣旁，弯曲的小湾边，有一树桃花在迎风怒放。它给萧条冷落的塞外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使羁旅边地的行人感到莫大的欣慰。它好象是为了迎接远方的来客，才“向人独笑”的。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使作品情趣盎然，可渭传神之笔。“桃花向人笑”，情景热烈。但配之以“一树”与“独”，热烈之中又包含着寂寞。“独”字生动地写出了边塞天冷花稀的特有景色。这里尚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郁的时分，一般树木枝峭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春寒，蜜蜂不见飞来采蜜，只有一堵颓垣和一湾曲水相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桃花，不仅没有感到孤寂，反而以热烈的情怀向人绽开了笑脸。这一“笑”字，活画出桃花蔑视严寒的刚毅风姿。诗人的喜爱之情漫溢到这树桃花的每一枝枝条上，于是客观的物象又蒙上了人的主观心境的投影。诗人把桃花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摇不定”与“海风”相呼应，“草短”与“冷”相呼应，使作品前后浑然一体。用“一树”“独笑”与“惊沙北走”相对比，再用“颓垣短短，曲水弯弯”加以映衬，更显出塞外的荒寒和桃花不畏寒冷的坚强品格，表现了词人对桃花的赞美与喜爱，微露惜春之意。
词的下片着重抒写惜春的感情。“东风”三句，写作者由关外桃花，联想到京城的春意阑珊，惜春之意渐浓。“不为”六句写作者喜爱桃花的原因。作者先说“不为寻春较远，辜负春阑”，说明自己并不是为了躲避京都的落红无数的残春景象才到关外寻春，才分外喜爱桃花的，然后用“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直接点破原因：作者看到桃花寂寞地开放在荒无人烟的空旷塞外，没有人欣赏她那美丽的“玉容”，况且京都三月末，春意就渐渐消逝了，这桃花“更能消几番风雨”（宋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作者不由得同情起桃花不幸的命运来。结尾两句用想托西来驿使给京都带回一枝塞外桃花的心理描写，把对惜春感情的抒写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以塞外的荒寒和雄伟的地势作为大背景，以“颓垣”“曲水”作为小背景，写出了桃花不畏严寒狂风的坚毅不屈的风姿，再以京城的春阑反衬桃花的命薄如纸，用欲托人捎回京城以使桃花芳姿长在，来表现词人对桃花的无比爱怜，从而细腻而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惜春的感情，显示出作者取材的新颖与构思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