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苏轼生性爱好登山临水,对祖国山河具有浓厚的兴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更加纵情于山水之间,以领略人生的另一种乐趣。这组七律,即既写其游山玩水之乐,又抒其心中感慨。
第一首前二联诗人的万端感慨已涌现于笔端了。诗人到杭州任,至此时已届三年。三年来,虽与知州陈述古唱酬往还,交谊颇深,但仍遭人排挤,故曰:“推挤不去已三年”。仕途既艰,则该稍敛锋芒
熙宁初,因为诗人数次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民,退而亦多与宾客讥诮时政,其表兄文同就极不以为然,故在他出为杭州通判时,就有《送行诗》相赠:“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是诗人不听,继续不断作诗讥刺新政,诸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诗人自己也觉得好笑:这就怪不得连那鱼鸟也要嘲笑我的顽固不化了。首联诗人慨叹自己实在过于“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见《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便也怨不得自己不能“放归江北路”了。诗人杭州之任,虽属自愿请行,但也形同放逐(那是由于政敌的攻击,不使安于朝廷),因道:放逐南来,既未蒙赐环,我也就乐得任性逍遥,这可是天教我“看尽浙西山”了。浙西这一带是山明水秀之区,真够诗人尽兴游赏的了。颔联在达观之言的后面,强抑着内心的愤懑。
诗人为首,一行三人,迤逦而行,尽管感慨丛生,然而去游寺,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故而下面二联便转笔写同游者,写他自己随兴赋诗的心情。
尚书,用毛玠典故。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故曹操尝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处士——唐末诗人方干,终身不仕,隐居于会稽鉴湖之滨,以渔钓为乐,时号“逸士”。颈联先赞美县令毛国华是有清风亮节的毛尚书之后,又将县尉方武比作“风流水石间”的处士方干。同游者既都是清流雅望之士,诗人自然觉得十分难得:“一笑相逢那易得”,由不得他不兴致勃勃起来。诗人兴来必要赋诗,又自以为“数诗狂语不须删”——这几句诗乃我率真狂放的本色之言,不必过于认真,推敲删改。
这篇散文以画家对于色彩、光影、物体形态等所特有的敏感,捕捉住了月下雪景的种种特征,将其出色地表现出来。又将月映清波间晃动的树影比喻成“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使人感受到了画家观察表现事物之活泼精细。其次,作者在雪月奇观的描写中,融入了他对人生的体悟,寄寓着深沉的哲理。
新岁正月初三,一场江南罕见的大雪悄然之降,足足下了两天,虽已放晴,但是天塞地冻,直到初十,依然冰封雪凝。此夕月出,雪月争相辉映,寒宵静坐纸窗之下,顿觉寰宇异常光明亮澈,不觉添衣之起,竟然独自踏着碎玉琼瑶,步上溪西小楼。小楼临水,下皆空明澄激;四周景物悉被皑皑白雪覆盖,冰琢玉砌;月光与雪光相激射,“若涂银,若泼汞”,尽显光的强度和质感。“腾光照人”进射出的光彩照耀着人,“骨肉相莹”,仿佛照得人的骨肉都莹洁透明。此为篇中警句,神来之笔。人,净化了;世界,也净化了,是洁白无瑕、晶莹别透。置身于如此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既有蝉蜕于尘埃之外的欣喜,也有几分荒寒空寂的凄然。更有楼前溪水,月光映照在清波间,波光躯粼,树影滉漾,萧疏的枝条倒映于寒碧之中,如同镜子映照着人萧疏的头发,历历分明明。非画家的敏锐目光,不能及此。此时奇寒浸透肌肤,凄清砭入肺腑。
接着写作者的冥思遐想。独自凭栏,仰观字,混茫一白,令人迷惘;俯视大块,银妆素裹,恍惚迷离;自己禁不住嗟叹惊讶,凝视的目光久久不能收回。此时作者逸兴遄飞,感到物我同化,浑融一体,人与自然都臻于清空澄明的境界。这是上天将我送入远离尘嚣的太素之乡,那种泠泠御风之行的美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遗憾的是不能形诸笔墨告诉那些未曾从游的人。但是,我所得到的美的享受已经很满足了。
文中刻画岁月沧桑、人生迟暮的心态,曲折入微。作者已是垂暮之年,无力浪游天下,但是壮心未泯,虽然独上小楼,却还想着天下的名山大川应该境界更阔吧,那那里的雪月之观应该更加神奇吧,恨不能挟明月之高飞,遨游八方之外,然后再返回这个雪月交辉的溪畔小楼的怀抱,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挣脱世俗尘网的羁绊。那那种漫无边际、汗漫之游的神思遐想,虽然难以平息,但是老气衰颓,禁受不住这里的凄骨之寒,于是就纵声高歌,走下楼去。时已二鼓,又回到纸窗之下,独自端坐,怅然若失。此夕的雪月之观,平生亦不屡遇,之自己的健忘却日甚一日,再过几天,又模糊淡忘了,故为记,捕捉住那可遇之不可求的奇观。
《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