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开篇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宫中花房。歌咏的对象——宫娃，正在花房持杵夜捣红守宫。宫娃在宫中杂役甚多，然诗人只选择其“捣红守宫”，极富象征性将宫娃们不幸的处境披露出来了。守宫，宫娃们一生只能厮守宫中，过着幽禁森严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和生命如同蜡烛，在漫漫长夜中渐渐消逝，那滴滴蜡珠，仿佛是她们伤心的眼泪。
夜色越来越浓了，北斗七星已斜挂城头，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报时的漏板声间或传来。宫娃长夜不寐，顾影自怜，心底时时生出一片悲凉。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寒气透进户网，殿影漫入浓雾中，依稀难辨，连绣着彩鸾的帘头上也沾满了清霜。此联虽为景语，却是情语。这里诗人着意描出“寒”、“霜”二字，以景衬情，道出宫娃身心俱寒，伤神刺骨的痛苦感受。
如果说诗的前六句以浓墨渲染出秋夜的浓重和寒冷，以此暗寓宫娃凄苦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那么，诗的后六句则径直揭示出宫娃深宫生活的幽闭、压抑与孤独，昭示出她们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的企盼。
“啼蛄吊月”是一个境界：漫漫秋夜，月下蝼蛄嘶鸣，嘘唏如泣，幽咽如吊，使人不忍卒听。诗人巧借自然界中的昆虫做比，进一步隐喻、铺陈宫娃之孤独与悲苦。
“屈膝铜铺锁阿甄”，又是一个境界：深宫大院，壁垒森严。有形无形的铰链铜锁隔绝了宫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锁”，这里是禁锢宫娃自由与生命的象征。后宫成为宫娃们生活的一所牢狱。“阿甄”，这里诗人是借甄氏喻失意幽旷的宫娃。的确，在森森后宫，宫娃们的荣辱富贵，全系于君王一时之恩遇与喜怒。有幸运者，如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而暂时得意的杨玉环；有失意者，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魂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被汉武帝遗弃的陈阿娇；有遗憾者，如王安石《明妃曲》里“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而被迫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亦有终生不得幸遇者，如杜牧《阿房宫赋》：“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众多宫女。然而宫娃们的命运，大都像白居易笔下“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上阳白发人”。她们年青貌美时选入宫中，从此与亲人再不得相见。耿耿残灯，萧萧暗雨，陪伴她们度过多少岁岁月月，直至满头白发。既便宫娃中幸运者，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荣至贵妃，然而在省亲时也忍不住向自己的亲人倾出腹中的辛酸，称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万恶的封建制度，不知葬送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临此绝境，她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生的呐喊。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宫娃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可是，这只是她们的痴想。家乡的路途是那样遥远，仿佛是在“天河落处”，而宫中的制度又是那样森严，谁也不敢迈出宫门一步。也许，只有在梦中，她们才能返回家门，享受与骨肉团聚的短暂欢乐。诗句至此，写得最为动情。人非游雁，都有家园；人非草木，都有亲情。深墙大院，铜铺金锁，可以锁住她们的身子，可是锁不住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的企盼。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宫娃终于压抑不住内心骚动的激情，勇敢地喊出久已埋在心底的愿望：离开宫中，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宫娃的要求是正当的，口气亦极为谦卑，但她们“请去”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强的。“骑鱼撇波”句，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宫娃欲从宫中脱身的急切心情。然而，这显然又是宫娃的一片痴想。封建帝王视宫娃为宫中玩物，不会管她们幸福与否。盼望光明如太阳的君王出现，无异于西望日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一种“无望的期望”。诗人写出这样一种情状，尤其震撼人心。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这首诗亦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兴的运用，情与景的交融，且不必论，单是构思之巧妙，便足以称奇了。诗人为表现宫娃这一形象，妙造出“三境”：环境、梦境与心境。秋夜漫漫，帘额著霜，啼蛄吊月，铜铺锁宫，描绘的是宫娃凄冷、幽闭的生活环境。“梦入家门”，“天河落处”，描绘的是宫娃幽远、缥缈的梦境。而大梦初醒，幻影依稀，恍中情不自禁地直道出“放妾骑鱼撇波去”的热切渴望，则将宫娃强烈思归，不甘寂灭的心境和盘托出了。当然，环境、梦境与心境是互相映衬、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诗的意境。随着画面的拓展，感情的渲泄，这意境也就愈转愈深，愈转愈明。特别是诗的结句，豁然开朗，仿佛于重重阴霾中透露出一抹亮色，读者至此，那沉重而挹郁之气方稍许得到些释放。赞其章法，这可称之为“跌宕生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