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景情反差的手法,反映了苏轼胸中的忧愁。“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写出了苏轼在富春江上轻快行程的生动形态。一个“挂”字,一个“飞”字,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形象传神。“酒病无聊,攲枕听鸣舻”,写苏轼醉卧船上的情景。颇似金代元好问《读书山月》“墙东有洿(wū)池,攲枕听蛙鸣”的神韵。“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情绪一变。以醉眼朦胧中的景物托情,流露出苏轼渺茫的孤独感。“簇簇”、“重重”,将沉郁心绪衬托得十分逼真。“回首望,孤城何处?”用设问手法,进一步渲染苏轼对桐庐山村哪堪回首的忧叹。那是一幅凄苦的生活景象。
下片承上一转,写苏轼欲摆脱愁情而又无可奈何,只得从神话梦幻中去寻找慰藉。“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写苏轼顷刻离开钓台的沉思,但又被现实阻碍,愁思更加抑郁,人面显得憔悴。有宋代欧阳修《怨春郎》词“恼愁肠,成寸寸,已凭莫把人萦损”的滋味。“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不论过去了的旧愁也好,还是昔日的新欢也好,内心里对山村的挂记两不存在。 “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这一句承承接上面一句,体现出苏轼的挂念之情深入一层。想再一次去看看山村人吧,不大可能了。然而一片痴情依然不改初衷。唯有恳求他人前去捎首词。
全词把欢景与愁情、现实与历史、人世与梦幻、意境与哲理有机地融为一体,思想开放,想象丰富,反映了苏轼的悯民思想,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
这是《浪淘沙》组诗的第七首,写的是八月十八钱塘江潮。
钱塘江,又称为浙江。江口呈喇叭状,海潮倒灌,形成著名的钱塘潮。钱塘潮以每年的夏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者为最壮观。潮水涌来之时,潮头壁立,波涛汹涌,有如万马奔腾,成为古往今来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此诗的首句“八月涛声吼地来”,写潮来之势,由远而近,以一个动词“吼”字,突出涛声逼近的感觉。第二句写潮势达到顶点时的壮观场面。悍湍的潮头,昂扬着数丈高的身躯,撞击著两岸的山崖。一、二两句,以“吼地来”和“触山回”相对照,描写出潮涨潮退的全过程,语气上的急转,更衬托出潮势的奔腾急遽。据《海宁县志·浙江潮略说》,钱塘江口有两座山,其南曰龛,其北曰赭,并峙于江海汇合之处,即所谓海门。第三句以“须臾”承接第二句,由开头的动境描写转入对潮去之后的静态描写。当潮水退出海门之后,呈现在诗人面前的是什么呢?汹涌的波涛以另一种形态展示出他的气概——波涛卷起沙堆似雪堆座座。文字表面上看已不是写潮水,实际上恰恰正紧扣起句“吼地来”,以潮去后留下的又一奇景,更衬托出八月潮吼地而来、触山打游的壮观场面。全诗不事雕琢,流走飞动,而又紧凑洗练,显示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才能。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