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这首诗描写了“蚕妇”和“玉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借富贵人家的女人歌舞彻夜不归，来反衬蚕妇生活之辛苦。杜鹃啼叫到还只是四更天的时候，蚕妇不得不起来察视养的蚕是否吃的桑叶稀少了，以免影响到蚕茧的产量。蚕妇日以继夜辛苦地劳作，对她来说，那些“玉人”夜深达旦地歌舞供贵人娱乐，直到楼头明月已经西沉，挂在柳梢枝头的时候还没有回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这首诗用以表达蚕妇之辛苦，将玉人和蚕妇置于同一时间内，因身份不同而苦乐不均的情况。但评论亦认为和歌女对比起不到辛辣讽刺之效果，玉人歌舞并非自己纵情享乐，亦为身不由己。
同样写蚕妇，北宋张俞的写法更为一针见血：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诗矛头堪称“稳、准、狠”，直接对准不劳而获之人，因而也流传更广。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这首小令刻画出一位古代大将威武雄壮的姿态，表现出立下卓著战功后志得意满的心情。虽仅二十九个字，却因为作者高超的技艺传达出异常丰盈的信息，有很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语言简洁凝练，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内心的描写，都生动传神。
“金妆宝剑藏龙口，玉带红绒挂虎头”用整饬的对句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写形。黄金做装饰的宝剑藏在龙形纹饰的剑鞘里，一个“藏“字，欲扬反抑，带给人的是“匣中宝剑夜有声”（宋陆游《长歌行》），按捺不住绝鞘欲出的张力。玉带轻摇，红绒婆娑，虎头金牌缠在腰际，在威猛的底色上又加抹一笔俊逸洒脱之姿，一个“挂”字，金牌随身摇摆跳脱的轻快意趣隐隐流出。”金”“玉”“红”描颜色质地，“龙口”“虎头”壮气势声威，绝无一字落空。
“旌旗影里骤骅骝”与前两句的实处写形不同，转为影中传神，流光幻彩，往来驰骤，颇有“光影驰西流"（三国魏曹植《野田黄雀行》）的观感。唐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有“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骏马如飞，在旌旗耀眼斑斓的光影间倏忽而过，“骤”字言速度气势，更言风采神韵，举重若轻，把铁马漫卷的元军描述得有如天兵天将般飘洒烂漫。
最后，“得志秋，喧满凤凰楼”中“凤凰楼”可能是实景，杨果《越调·小桃红》有“玉箫声断凤楼”句，这里指朝廷、京城。这一句写凯旋还朝，举城欢腾。至此，几个画面一气贯下，一幅比一幅气势足，一幅比一幅动感强，如鼓角横吹，战鼓频催。最后，色彩、光影、音声、动静、神情等所有信息全由一个牢拢场面气氛感极强的“喧”字点化，一支首尾完具流光幻彩的小令便这样遏云而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干净利落的表达，作者在动词的选择上很讲究。”藏”“挂”“骤”“满”，下字稳重响亮，与句尾平声的平滑清扬相衬相应，抑扬顿挫，金石铿锵，讽咏之间颇有列队前行的战阵进行曲的声势。
跟伯颜小令指点江山气定神闲的丞相气质相比，这一首的虎啸风生、奔腾驰骤正突显出一位冲杀万马军中不可羁约的勇将本色。在云一窝、月一梭叹世归隐情绪弥漫的元代曲坛，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武夫马上之曲可称独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