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写的是暮春的怨艾，以景述情。风雨落花，残蜂剩蝶，鹃声绿杨，都是古代诗词伤春的习见景象。该曲兼收并蓄，却使人既不觉陈腐，又不嫌堆砌，这主要是因为作品风神清婉动人的缘故。作者先撷取了“夜来”与“晓来”的两个镜头。一夜之中，风雨大作，一个“横”字，一个“狂”字，令人想起“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欧阳修《蝶恋花》）的名句。风雨肆虐的结果，是西园花落满地，且此“满地香”也遭到“断送”，狼藉残败之情况可想而知。作者并不详述园中花卉遭劫的具体景象，而转向了“晓来”，风雨止息，蜂蝶来到旧地，却再不见昨日的繁华，“空游荡”，生动地表现出它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情态。蜂蝶无知，“游荡”也漫无目的，但入园寻春的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寻觅那“红锦妆”的芳菲旧影，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且意识到春天已到尽头，只能怅然嗟叹春神的迅速离去了。“问东君归计何忙”，有怅恨，有感叹，有流连，有无奈，这同李煜《乌夜啼》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一样，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这还不算，“东君”还留下了两件惹恨牵愁的礼物，一是“鹃声”，其鸣声同“不如归去”相近，一是“垂杨”，自古便是送别的象征。鹃声不遗余力，垂杨迎风自舞，可以想见，作者既有身处异乡不得遄归的苦衷，又有送客登程情肠百结的经历，这就将伤春之意写满写足了。
诗人在铺排暮春景物时，无不附以富于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如“断送”、“空游荡”、“苦难寻”、“尽叫得”、“漫劳动”等，使景物成为人物心理的外化。对于种种伤愁的意象，点到即止，反映出一种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凄情。末三句将阑珊的春事暗度入愁离伤别的人事，尤为细腻，悱恻动人，堪称是散曲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湘妃怨》即《水仙子》。作者采用曲牌的这一别名，恐怕也同全曲“怨”的伤感主旨有关。这一曲牌的第三、四两句，可连可分。此处第四句“苦难寻红锦妆”不从上而从下，主语不定为蜂蝶而定于作者。这样断意的根据，正是基于全曲婉转流怨的情调。
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