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生活抒情小诗。唐玄宗天宝十载(751)三月,诗人和其他幕僚一道跟随高仙芝来到春光初临的凉州城中。在经历了漫漫瀚海的辛苦旅程之后,诗人蓦然领略了道旁榆钱初绽的春色和亲见老人安然沽酒待客的诱人场面,他怎能不在酒店小住片刻,让醉人的酒香驱散旅途的疲劳,并欣赏这动人的春光呢?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这位老人家七十岁了仍然在卖酒,将上千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楼口。
诗的开头两句纯用白描的手法,从花门楼前酒店落笔,如实写出老翁待客、美酒飘香的情境这可以算得上是盛唐时代千里河西的一幅生动感人的风俗画,字里行间烘托出边塞安定,闾阎不惊的时代气氛,为下文点明“戏问”的诗题做了铺垫。
“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小诗的后两句是说,道路旁的榆荚看起来很像一串串铜钱,我摘下来用它买酒您可卖否?
这两句诗人不是索然寡味的实写付钱买酒的全过程,而是在偶见春色的刹那之间,立即从榆荚形似钱币的外在特征上抓住了动人的诗意,用轻松诙谐的语调问那位当垆沽酒的七旬老翁:“老人家,摘下一串白灿灿的榆钱来买您的美酒,你肯不肯呀?诗人丰富的想象,把生活化成了诗。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人们乐观、开阔的胸襟。
这首诗用口语化的生活语言,写眼前景物,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格调诙谐、幽默,诗人为凉州早春景物所激动,陶醉其中的心情,像一股涓涓细流,回荡在字里行间。和平年代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这对于一个军旅诗人来说,更有切身的体会。在写法上,朴素的白描和生动的想象相结合,在虚实相映中显示出既平凡而又亲切的情趣,本诗语言具有既轻灵跳脱又幽默诙谐的魅力。?
此词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江南盛时对其宫中歌舞升平景况的描写。反映了李煜早期的宫廷生活。
词的上片,是帝王奢华生活和耽于享乐的真实写照。
起言红日已高,金炉添否,是歌舞时外部环境的描写。全然是一副官贵闲人的作派。陈善《扪虱新语》卷七:“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不虚言。据史书记载后主宫中非常官丽堂皇。如《五国故事》中说李煜:“尝于宫中以销金罗幕其壁,以白银钉瑇瑁而押之。又以绿钢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以花间设画小本亭子,才容二人。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又,宋·陶谷《清异录》卷上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简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其宫中焚香之器名目繁多,奢华之极。但作者在此词只用此两句巧妙地描写作者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生活画面。“三丈透”言为时不早,其慵懒轻松的情态仿佛想见。“金炉”、“香兽”等已并非—般人家轻易置得。又何况是“次第添”。其中可料知歌舞进行已久,排场亦大。但主人对这些花销用度并不吝惜。通宵达旦的歌舞,奢丽浮华的器具,放浪不拘的宫廷生活,在作者眼里是那样的和谐自然。这也就自然地引入下片。
下片的首句承上片而来,写作者眼中佳人的舞姿,发散钗落,可以同上片首句对应看到,歌舞一直未休,可能是夜以继日的。词人非常细心地捕捉到了歌舞场景中的两个细节“地衣皱”、“金钗溜”。随着飞速旋转的舞步红锦织成的地毯打起皱来,舞女的金钗从发髻滑落下来。“酒恶”一句,写作者已经酒醉不支,但却仍旧以花解酒,力图继续饮宴。“拈‘字、“嗅”宇写酒醉时的娇态。微醉的她时而拈花带笑,嗅花为解,意犹木尽。尤见其酣嘻情趣、楚楚可怜。最后一句跳开的场面描写,从侧面反映这里的活动是如何的喧闹。从内容上看,词中反映的生活是空虚腐朽的,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一味地追求奢华,而且毫不顾及政事百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享乐安逸当中。同时,作者在词中的种种作态对其本人来说,作者始终是抱着一种自得的、欣赏的态度的,作者的自我陶醉的心情甚至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说明——作者大概乐于或希望别人知道作者的这种生活,所以要使“别殿遥闻箫鼓奏”。从艺术上看,此词的结构严谨,技巧娴熟,语言华丽,喻象生动。上下两片承接自然紧密,浑然一体,场面描写细腻到位,情态表现活灵活现,如“酒恶时拈花蕊嗅”一句,贴近生活,使一个醉酒享乐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尤其是“红日已高三丈透”句,更是被称为“绝唱”。
此词描写帝王享乐的词,艺术上的精美与内容上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同作者后期的词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耽于奢华生活乐而不疲,恐怕李煜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阶下之囚。历史的警醒也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