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描摹一个失恋者给恋人写情书的情景。作者用两三句话就勾勒出失恋者少情没绪的典型神态，手法新颖别致。
曲子首句按照诗曲见景生情、托物寄兴的习惯思路，先形象地勾画出一幅萧瑟凄凉的深秋雁空图，为下文抒写作情感铺垫。领头字“战”，既可解为寒战、抖索，也可解为挣扎、抗争。“战”字总领全篇，营造出一派秋日肃杀之气。西风也好，鸿雁也好，全由这“战”字的点染，涂上灰冷的色调，赋以情感的分量。
次句写萧瑟秋景所激起的悲秋心绪，“感起我南朝千古伤心事”。但作品却故意不直说“伤心事”的具体内涵，而采用了欲擒故纵、跌宕起伏的表达方式。先是“展花笺欲写几句知心事”，打算向知心的人儿写信，这就使人想到主人公之所以见雁伤心，必定与雁能传书的因素有关，其“伤心事”也必然包含在“知心事”中。“欲写”，信纸也已经铺好了，但其结果是来了个“停霜毫”，一字都没写出来。这就产生了全曲的第一层波折。
主人公自言“半晌无才思”，看来此时写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曲中偏偏又出现第五、六句对“往常得兴时”的补叙。“一扫无瑕疵”，生动地描绘了往常行文作曲文思敏捷的程度，与上句“停霜毫半晌无才思”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今昔的这种反差，就形成了第二层波折。
末句又从“往常”返回到“今日”，花笺上终于勉强写了，但只有两个字：“相思。”“病厌厌”与“得兴时”，“两个相思字”与“一扫无瑕疵”的鲜明对照，又构成了第三层波折。“今日个病厌厌刚写下两个相思字”，说明前时的“伤心”，正是深深的离恨与苦苦的相思。
全曲处处曲笔，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显示了主人公相思成愁的心境。大量运用的衬字，则应合了她“病恹恹”的相思绵情。
上片写远在异地的游子在清明即将来临之际，盼紫燕捎书，却杳无音讯。下片写思妇在家，掩户闲眠，屡卜佳期，盼游子“急整归船”。本词直抒情怀，清疏明快，言情真挚，且有层深婉转之美。
起句写江南的春色：“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带残萼的青梅含酸；门前沟水澄绿。描写雨后初晴景色。清明时节，江南风光清丽。孙舣《菩萨蛮》写梅子初生：“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点著枝酸，吴姬先齿寒。”“池塘雨后添新绿。”蔡伸在这里写雨后池水新涨景色。词人有共同的感受。
“独立雕阑，谁怜枉度华年。”雕阑是楼上木雕阑干，借指登楼。登楼倚阑，春色暄妍。游子未归，谁与共娱。叹年华枉度也。“枉度”柳永《定风波》中曾有句“年少光阴虚过”。再看辛弃疾《满江红·敲碎离愁》曰：“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所写女子春日登楼睹景怀人之情事亦同，却是所念之人有“一纸寄来书”，又不同于柳词之“音书无个”。词中情事相同，思路也颇为一致。但表达方式却由于词人作品风格不同和其词中人物差异而稍有不同。
“明朝准拟清明近，料燕翎、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清明时节已近，料想远方会飘来他的消息。但哪想却音迹杳无。这几句意思层次转折，构思较为奇特。表达了盼信而又怕无信的繁杂情感。燕子传书之说，由来已久，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就写道“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孙惟信《昼锦堂》词“燕翎难系断肠笺”，作反面写。“吟边”，意犹“诗名”、“词中”。陆游《身世》诗：“吟边时得寄悠悠。”这片主要写女人在晚春时节，怀念远方的人。下片笔锋一转，表达女子相思之苦，盼望远方的人归来之情。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女子一春不事妆饰，无意赏玩，掩户闲眠。她双眉不画，冷落鸾镜，是“谁适为容”之意。春光独对，愁闷徒添。无意欣赏“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唐人于鹄《江南曲》曾作“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屡次用金钱占卜行人归否，都无凭据，因此怪起金钱来。从占卜无凭，讲到心理状态，直抒其恨，其怨。“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表达心意：希望有人代自己向天涯游子带去书信，盼他趁东风。三月桃花水涨，马上准备归舟，返程会快些。表达出迫切愿望，盼对方书信又怕不得其相思一字之意自然映衬。写词极为巧妙，处理很得体。
“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让远方的人“趁东风”出发，点明上几句盼归、促归意思。并且呼应“谁怜枉度华年”使全篇浑然一体。远方的人赶紧在春尽之前回来吧，尽管到达时已是柳绵吹尽时候，只要有几天春天日子，就不会让这年春天完全在孤独中溜走。
词写得很流畅，一气转折到底，慢词表现这样的决绝感情是很难得的。他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反映了人物独有的心理状态和相思感情，确不同于一般作品。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