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於窘窘不得兮，乐尽万物而无求。
翫声色而弊形性兮，维造化之螟蠹。
将逍遥炉锤之外兮，尚何俛首而婴此细故。
百年存亡得失兮，吾既视奕棋与摴蒲。
寒暑浅夜极则迁兮，有满则有虚。
应龙之不拘系乎，宁与羸马帖耳而求刍。
云升雨降兮，上下有无。
入与神会兮，出与化俱。
无对於天下兮，制命在予。
贾群嚣而我静兮，岂其跨一世以求直。
乃有德人相与友兮，忘我於忘言之域。
廓宇宙以为量兮，奚自适而不通，遂风休而水释。
忧於窘窘不得兮，乐尽万物而无求。
翫声色而弊形性兮，维造化之螟蠹。
将逍遥炉锤之外兮，尚何俛首而婴此细故。
百年存亡得失兮，吾既视奕棋与摴蒲。
寒暑浅夜极则迁兮，有满则有虚。
应龙之不拘系乎，宁与羸马帖耳而求刍。
云升雨降兮，上下有无。
入与神会兮，出与化俱。
无对於天下兮，制命在予。
贾群嚣而我静兮，岂其跨一世以求直。
乃有德人相与友兮，忘我於忘言之域。
廓宇宙以为量兮，奚自适而不通，遂风休而水释。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
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万马齐喑”，比喻在清朝统治下，人们不敢讲话，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这里用了一个典故。苏轼《三马图赞引》：“时（宋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龙颅而凤骨，虎背而豹章，出东华门，入天驷监，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对于“万马齐喑”的局面，用一“哀”字，表明诗人痛惜之情与爱国之心。诗人于1810年到北京做官，满怀经世之志、治国之略，但是仕途的失意。政治主张的破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处在“平生进退两颠簸”（《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的境遇中。
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
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表现了诗人渴望砸烂黑暗统治，出现一个崭新世界的愿望。“天公”，即玉皇，亦即世俗所谓老天爷。诗人揭露时弊，忽然就劝起老天爷来了，诗末自注云：“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数万，道士乞撰青词。”这个自注说明了诗人写这首诗的具体环境，看出了诗人是借“道士乞撰青词”之机，用民间迷信活动来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具有战略性的设想。当时的清政府，腐朽无能，内忧外患，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虎视耽耽，奴役中国民族、灭亡中国国家之心不死，瓜分风潮，迫在眉睫，要拯救暴风中破船似的中国，非有各方面的大批人才，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诗人劝天公重新振作精神，不拘一格而降大批人才，共挽即倒的狂澜，将倾的大厦。“劝”字，颇具积极意义。它是奉劝，而不是乞求，表现了诗人处于踞离临下的地位，也显示出诗人变革的信心。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反动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小儿垂钓》是一首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作，诗写一“蓬头稚子”学钓鱼，“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向小儿招手，想借问打听一些事情，那小儿却“怕得鱼惊不应人”（怕惊了鱼而不置一词），真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形神兼备，意趣盎然。其艺术成就丝毫不亚于杜牧著名的《清明》一诗。
此诗分垂钓和问路两层，第一、二句重在写垂钓（形），第三、四句重在问路（传神）。
第一、二句，稚子，小孩也。“蓬头”写其外貌，突出了小孩的幼稚顽皮，天真可爱。“纶”是钓丝，“垂纶”即题目中的“垂钓”，也就是钓鱼。诗人对这垂钓小儿的形貌不加粉饰，直写出山野孩子头发蓬乱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实可信。“学”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小孩子初学钓鱼，所以特别小心。在垂钓时，“侧坐”姿态，草映其身，行为情景，如在眼前。“侧坐”带有随意坐下的意思。侧坐，而非稳坐，正与小儿初学此道的心境相吻合。这也可以想见小儿不拘形迹地专心致志于钓鱼的情景。“莓苔”，泛指贴着地面生长在阴湿地方的低等植物，从“莓苔”不仅可以知道小儿选择钓鱼的地方是在阳光罕见人迹罕到的所在，更是一个鱼不受惊、人不暴晒的颇为理想的钓鱼去处，为后文所说“怕得鱼惊不应人”做了铺垫。“草映身”，也不只是在为小儿画像，它在结构上，对于下句的“路人借问”还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路人之向小儿打问，就因为看得见小儿。
后两句中“遥招手”的主语还是小儿。当路人问道，小儿害怕应答惊鱼，从老远招手而不回答。这是从动作和心理方面来刻画小孩，有心计，有韬略，机警聪明。小儿之所以要以动作来代替答话，是害怕把鱼惊散。小儿的动作是“遥招手”，说明小儿对路人的问话并非漠不关心。小儿在“招手”以后，又怎样向“路人”低声耳语，那是读者想象中的事，诗人再没有交代的必要，所以，在说明了“遥招手”的原因以后，诗作也就戛然而止。
在唐诗中，写儿童的题材比较少，因而显得可贵。这首七绝写小儿垂钓别有情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刻意的雕饰，就似一枝清丽的出水芙蓉，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 此诗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
这首诗语言清新，诗人通过写清明节时的人事和景物，来透露出诗人对盛世的怀念与对现实朝野状况的失望。
首联描写自己独伤春，朝与野之人游春、赏春。开头诗人便暗用了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的诗意，抒发别有怀抱的诗人的伤春愁绪。诗人在春雨霏霏的阴沉灭气中，内心郁苦愁闷，更由芊芊芳草增添凄迷冷落之情。“蚤是”、“可堪”这两个虚词，构成语意表达的递进关系，将诗人内心的凄楚表现得深长而急切。但是，后面所描写的并不是诗人自己的情态举止，而是朝廷内外游人的赏春之乐。
颔联描写宫中清明节的风俗和游乐。韩翃《寒食》诗有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稠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人五侯家。”此诗“内官初赐清明火”句，即描写皇宫内清明节取榆柳火赏赐近臣的节俗。一个“初”字，暗示了此时动乱刚定，朝廷复行旧日礼制。“上更闲分白打钱”一句描写宫中蹴鞠游戏之乐，一个“闲”字，则交代了贵为朝廷宰更却无所作为的状态。
颈联描写宫外游春繁盛的景象。在京师郊野的道路上，红色的骏马嘶鸣不已，游春的男子络绎不绝；在绿杨掩映的庭院中，女子们正在欢快地荡着秋千。这里的色彩鲜艳夺目，所见所闻热闹非凡，一“乱”字、一“高”字，都尽显出晚唐时代人们沉湎在纵恣冶游的“世纪末”的狂欢之中。
尾联展现身处其间的游人的欣慰。他们觉得如今的热闹喧闹，就像是昔年的升平风光，又可以忘却动乱的痛苦记忆，无所顾忌地享受眼前的快乐。然而，所谓的“升平”却是表象，诗人正是透过这虚假的繁荣，感受到了国势岌岌可危的形势，深藏着浓重的现实忧愁。
诗人用冷峻的目光，看似闲淡地刻画长安城清明时分热闹如昔、游人如织的欢快场面，实则暗含着深沉的讽刺、斥责之意，以“游人”之喜乐，愈加反衬出诗人“伤时伤世复伤心”的悲郁之情。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