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