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二月的江南花开满枝头,在他乡过寒食节足够悲哀了。
寒食节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当春二月。由于江南气候温暖,二月已经花满枝头。诗的首句描写物候,兼点时令。一个“满”字传达出江南之春给人繁花竞丽的感觉。这样触景生情,颇觉自然。与这种良辰美景相匹配的应该是赏心乐事,第二句却出人意外的写出了“堪悲”。作者是关西人,远游江南,独在他乡,身为异客;寒食佳节,倍思亲人,不由悲从中来。加之,这里的“寒食”,还暗含少食、无食的意味,一语双关,因此他乡“寒食”也就更可悲了。
诗中常常以哀景写哀情,即陪衬的艺术手法。而此诗在写“他乡寒食远堪悲”前却描绘出“二月江南花满枝”的美丽景色,在悲苦的境遇中面对繁花似锦的景色,便于常情不同,正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乐景只能倍增其哀。恰当运用反衬的艺术手法,表情也更有力量。
“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贫困的生活平常也是不生火做饭的,不仅仅是明天才吃子推这样的冷食。
此诗借咏「寒食」写寒士的辛酸,却并不在「贫」字上大作文章。试看晚唐张友正《寒食日献郡守》:「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就其从寒食断火逗起贫居无烟、借题发挥而言,艺术构思显有因袭孟诗的痕迹。然而,它言贫之意太切,清点了一番家产不算,刚说「堪笑」、「堪怜」,又道「惭愧」;说罢「断火」,又说「无烟」。不但词芜句累,且嫌做作,感人反不深。远不如孟云卿此诗,虽写一种悲痛的现实,语气却幽默诙谐。其三、四两句似乎是作者自嘲:世人都在为明朝寒食准备熄火,以纪念先贤;可象我这样清贫的寒士,天天过着「寒食」生涯,反倒不必格外费心呢。这种幽默诙谐,是一种苦笑,似轻描淡写,却涉笔成趣,传达出一种攫住人心的悲哀。这说明诗忌刻露过火,贵含蓄耐味。而此诗也正由于命意新颖,构思巧妙,特别是恰当运用反衬手法,亦谐亦庄,耐人咀嚼,才使它成为难以数计的寒食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凡情无奇而自佳者,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然也。”有些抒情诗,看起来情景平常,手法也似无过人处,但回肠荡气,经久不忘,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及由此产生的“韵”或韵味。《重赠》就是这样的一首抒情诗。首句提到唱诗,就引人进入离筵的环境之中。
此句用“休遣玲珑唱我诗”作呼告起,发端奇突。唐代七绝重风调,常以否定、疑问等语势作波澜,如“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这类呼告语气容易造成动人的风韵。不过一般只用于三、四句。此句以“休遣”云云发端,劈头喝起,颇有先声夺人之感。
好朋友难得重逢,分手之际同饮几杯美酒,听名歌手演唱几支歌曲,本是很愉快的事,问题是何以要说“休唱”,次句就像是补充解释。原来,筵上唱离歌本已添人别恨,何况玲珑演唱的大多是作者与对面的友人向来赠别之词,那不免令诗人从眼前情景回忆到往日情景,百感交集,难乎为情。呼告的第二人称语气,以及“君”字与“我”字同现句中,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氛围。上句以“我诗”结,此句以“我诗”起,就使得全诗起虽突兀而款接从容,音情有一弛一张之妙。句中点出“多”“别”,已暗逗后文的“又”“别”。
三句从眼前想象“明朝”,“又”字上承“多”字,以“别”字贯串上下,诗意转折自然。四句则是诗人想象中分手时的情景。因为别“向江头”,要潮水稍退之后才能开船;而潮水涨落与月的运行有关,诗中写清晨落月,当近望日,潮水最大,所以“月落潮平是去时”的想象具体入微。诗以景结情,余韵不尽。
从艺术特色上看,此诗只说到就要分手(“明朝又向江头别”)和分手的时间(“月落潮平是去时”)便结束,通篇只是口头语、眼前景,可谓“情无奇”、“景不丽”,但却有无穷余味,能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因为该诗虽内容单纯,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萦回不已的音韵。它存在于“休遣”的呼告语势之中,存在于一、二句间“顶针”的修辞格中,也存在于“多”“别”与“又”“别”的反复和呼应之中,处处构成微妙的唱叹之致,传达出细腻的情感:与故人多别之后重逢,本不愿再分开;但不得已又别,恋恋难舍。更加上诗人想象出在熹微的晨色中,潮平时刻的大江烟波浩渺,自己将别友而去的情景,更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惆怅。多别难得聚,刚聚又得别,这种人生聚散的情景,借助回环往复的音乐律感,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里,音乐性对抒情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