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