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这支小令写农夫渴雨，用农民的口吻来写，极为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年年牛背扶犁住”，是说农夫们终生从事农业，以此为生。但是正当农作物抽穗扬花最需要雨水之时，天公却不作美，久旱不雨。他们盼望雨水救活庄稼。但天象却呈无雨的征兆，使人着急。作者心情与农夫一样，遥望长天，希望有一片闲云或许会降下甘露。这是他内心真诚的祈求，表现出他关心人民疾苦与农民同喜忧的精神。
此曲由农夫眼中看出，口中说出，这种设身处地，直接反映农家生活与农民的思想情绪的作品，在整个元人散曲中诚属不多，难能可贵。因诗人体察农夫生活的艰辛，理解他们的心愿，才能对他们有如此真诚的同情。 [3]
“年年牛背扶犁住”即“年年牛背扶住犁”，因押韵和平仄的需要改动了语序，却因此使全句显得圆融老到。这一句通过跟随牛后把犁的画面，洗练而生动地塑造了田间耕作的“农夫”形象。更重要的是以“年年”为下句的“近日”作出铺垫，农夫年复一年辛劳耕田，种种苦恼都安然忍受下来，而近日却“最懊恼杀”，可见非同小可。三、四句写出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稻子恰待抽穗扬花，偏偏却逢上天旱，以至于农夫“渴煞青天雷雨”。短短四句，就已缴足了题目的含意，勾起了读者的关心与同情。
然而上半段只能说是交代了一个大的背景，“农夫渴雨”究竟渴望到怎样的程度？〔幺篇〕便就此进行了点染和生发。作者选取了农夫仰望天空的镜头。此时夕阳已下，残霞满天，俗谚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显然毫无下雨的迹象，大违农夫的心意。全句以一个“恨”字领起，显示了农夫的失望。这“残霞”还在飘散变化，然而不久就渐渐消隐于南天。作者不直言它的消失，而用了“截断玉虹南去”的曲折表述，暗示农夫一直在残霞中寻觅着“玉虹”的踪影，也就是说，在期盼着出现降雨的征兆，然而残霞“截断”了这种可能。“截断”二字，带有毫不通融的决绝意味，呼应了前句的“不近人情”。这两句虽是贯联一气，实却包含了农夫目睹残霞从出现到消失的漫长过程。作品至此并不结止，又继续生发出余波，这就是最末两句。“望人间三尺甘霖”，望是盼望、想望，“三尺甘霖”自然是子虚乌有。然而“三尺”又说得如此具体，可见这是浮现在农夫脑海中的幻影，说明他还在痴痴盼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果然天空凝起一团云朵！“看一片闲云起处”，云是闲云，起是初生，这云是否有所作为、能不能化为“甘霖”，作者皆无交代，只留下渴雨农夫“看”的剪影，也为读者留下了悠长而深重的余味。
这支小曲纯用白描，层层生波，细腻地表现了农家甘苦的一个侧面。下片〔幺篇〕中连用“残霞”、“玉虹”、“甘霖”、“闲云”四种表示天象的词语，却有实有虚，令人玩味无穷。冯子振的《鹦鹉曲》，是在京城听歌女演唱白贲的《黑漆弩（即鹦鹉曲）·渔父》后，因友人提起此曲曲牌格律严格难循，而有意和作的，他运用各种题材，前后步原韵共作了四十一首。在声律与韵脚的限制中信步游行，可见作者不凡的才情。
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第二首写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以“望”字为眼，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
组诗的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欲曙，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集毫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欲”字，一个“怆”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
要想理解第二首诗，必须理解“五千仞岳”，于此有人说是泰山，因为泰山最高，被列在五岳之首，历代君王也多要去泰山封禅，用黄河与泰山作为中原大好山河的象征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赖汉屏认为岳指华山，理由是黄河与华山都在金人占领区内。陆游诗中的“岳”是指华山，可以从《宋史·陆游传》以及陆游的诗词中找到证据。《宋史·陆游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从中可以看出陆游收复中原的策略，就是通过四川进入陇右，先夺取长安，然后凭借关中的屏障进攻退守，像秦一样收复中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陆游把这么多心思用在这一块土地上，可见他的主张是横贯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的，那么“五千仞山上摩天”中的岳指华山自然就最恰当了。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两句一横一纵，北方中原半个中国的形胜，便鲜明突兀、苍莽无垠地展现出来了。奇伟壮丽的山河，标志着祖国的可爱，象征着民众的坚强不屈，已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大好河山，陷于敌手，使人感到无比愤慨。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犹为余事。
下两句笔锋一转，顿觉风云突起，诗境向更深远的方向开拓。“泪尽”一词，千回万转，更含无限酸辛。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尽了。但即使“眼枯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遗民依然企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王师的视线。中原广大人民受到压迫的沉重，经受折磨历程的长久，期望恢复信念的坚定不移与迫切，都充分表达出来了。以“胡尘”作“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他们年年岁岁盼望着南宋能够出师北伐，可是岁岁年年此愿落空。他们不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极写北地遗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当然，他们还是不断地盼望下去。人民的爱国热忱真如压在地下的跳荡火苗，历久愈炽；而南宋统治集团则正醉生梦死于西子湖畔，把大好河山、国恨家仇丢在脑后，可谓心死久矣。诗人为遗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送别是古代人生活中的常事，故而也成了古诗中屡写不衰的题材。唐诗中的送别诗汗牛充栋，但这首诗却能翻出新意，别具一格。
前两句出语平实，写出了深情的人常常都有的共同人生感受；后两句别出心裁，以石尤风的典故写出殷勤挽留的场面，表达对朋友依依不舍的深情。全诗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一方要告别远行，一方是执意挽留。这在生活中是常有的，在唐诗中也是常见的一种题材。不过，要在这种常见的生活中，在这种已经被人写熟了的题材中，再发掘、再创造出一点新意，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前期，即后会之期，他日重逢之期。这在一般送别、留别的诗歌中，往往是放到后面写。比如：“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谪唯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王昌龄《送吴十九往沅陵》）但是，司空曙的这首诗别具一格。“知有前期在”，发端便将后事说出，而且说得如此肯定、明确，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突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诗人这样说，当然也自有其妙处。本来“后会有期”，对于分别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宽慰，可是诗人将它翻到前面，放在一个次要的、陪衬的位置上，那意思是说纵然知道后会有期，然而此夜之别，还是难分难舍。正是“欲别心不忍，临行情更亲”（李白《江夏送张丞》），这样一退一进、欲擒故纵的笔法，不仅将难分之情表现得更为感人，而且这么一口说出后事，一步到底的办法，也就逼得对方毫无回旋余地，只能被这种“最人情”之言所压倒。所以这一二两句既强调了“难分”，更为“留”字在感情和气氛上创造了优势。
在结构上，此诗不像多数送别诗那样，先写别情，最后说到后会有期。如孟浩然《过故人庄》，到最后才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诗将“后会之期”置于篇首。造成一种突兀奇崛之势，并着重写此夜的殷勤挽留，重在写透一点：即今夜的不舍。
全诗描写了诗人对友人卢秦卿的怀念与不舍之情，字里行间将自己和友人的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