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诗。诗人借用了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却与以往借用此典的诗词大不相同，不以议论为主，却通过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再现昭君当时心中所想，深刻地诠释了“千古琵琶”的含义，发人深省。
诗的开始，粗线条地展示了边地的风光。铺天盖地的雪淹没了塞外绵亘不尽的群山，继雪而起的北风呼啸着，将大地可能有的一切吹伏在地……。“天山雪后”一句，用笔简洁，唤出的图景却是无限的。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背景深处，一个坐在马背上拨弹琵琶的女子形象出现了。琵琶作为一种乐器，可以弹奏出缓急高低不同，如珠玉落盘、流水幽咽般的曲调，为此，它曾使唐代那位谪居江州的司马为之泪湿青衫。那么，在这首诗中，通过这个“抱得琵琶马上弹”的形象，将其中蕴含的真意展现出来。杜甫曾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猜测，王安石则以“含情歌说独元处，传于琵琶心自知”作为交代。这些诗句，都是极高妙、极为人称颂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过，它们毕竟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弱点、但总觉有些遗憾的特征——作了议论，下了判断。“怨语”也罢，“含情”也罢，都明明白白地点出了昭君弹曲时的心事。
而在这首诗，诗人却不提昭君弹琵琶时作何想，重点落在“曲罢”——曲传达心志的琵琶弹毕，停弦驻马，昭君举目遥看，此际，青海头上的一轮明月，在她眼中变得朦胧了，变得与她在汉宫时所望见的月相似了，她徘徊在这样的月光下，流连难去……诗人看似在着力写这“月”，但“曲罢”二字一一昭君的错觉，不是时时皆有的，而是在弹罢琵琶后这一特定的短暂时间内所有的；换言之，她的错觉，乃是由弹曲而生。然而她弹曲时是何心事，诗人却不点出，意味深长。但诗人虽留下了意味，却不忙于下结论，这是他的含蓄处；而诗人虽不下结论，但他说昭君曲罢乃误以胡月为汉月，又暗示了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处。这样的运笔，比之“怨语”、“含情”之说，虽缺乏下断语的胆力，知增长了“千古琵琶”的蕴含。
王昭君在咏史诗中是一个写滥了的题材，但这首既不写昭君之怨，也不写元帝无情，只写昭君身在异域不忘故国，也颇有新意。手法上一反咏史诗以议为主的写法，只描写昭君出塞后的弹曲与望月，通过将青海月当作汉宫月的误觉，突出昭君对故国的眷恋，全诗无一句议论而议论尽蕴含其中。
此诗前两句“谷口来相访， 空斋不见君”点明事由，作者来到高冠谷口来拜访朋友，却只见空屋不见人影。大概正因为未见人，就更留意谷口的风景和幽静的环境。“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山涧的花在暮雨之中红艳似火，潭边的树为春云笼罩暖意顿生，着实迷人；“门径稀人迹， 檐峰下鹿群”，门前的小径人迹罕至，靠近屋檐的山峰上常跑来鹿群，何其幽静。“衣裳与枕席， 山霭碧氛氲”，屋子里的衣裳和枕席，全被碧色的山雾弥漫侵吞，他的乐于隐居之情溢于言表。
从“谷口”、“涧花”、“暮雨”、“潭树”、“春云”、“檐峰”、“鹿群”、“山霭”等意象，可以看出郑鄂居住地虽然偏僻幽深，却环境优美、高雅、温馨而富有生机，又人人迹稀少和雾气氤氲中可看出郑鄂是隐居山中，过着恬淡闲适生活的隐者。
此诗颇见出岑参写景绘物的不俗功力。诗人艺术嗅觉的灵敏及善于捕捉平凡景物中独特的意蕴，于此诗中得到很好的展现，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好新奇巧妙的想象的审美意趣。如三、四句“然”、“暖”二字，即构思巧妙，新人耳目，沈德潜评其“工于烹炼”（见《唐诗别裁》卷十），甚是。全诗优美清幽的环境刻画，渗透着诗人对田园野趣、隐逸生活的追慕和神往，而这种情感又不露声色地隐含在诗人对自然风光细致独特的描写中，这又是岑参诗歌的特色之一。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